冤不冤?
周杰倫新專輯《太陽之子》上線后,黃雨勛大概是最不想打開評論區(qū)的人。
最近,關(guān)于這張新專輯的討論很火熱,創(chuàng)作者與聽眾的拉扯、專業(yè)判斷與情緒表達的碰撞,種種爭議交織在一起。其中,各路民間樂評人集中銳評了專輯中各個編曲人的水平,甚至有人專門把黃雨勛、洪敬堯、林邁可、鐘興民幾位周杰倫合作過的編曲人,排了一個“從夯到拉”的排名。
當爭議持續(xù)發(fā)酵,這一次,黃雨勛終于忍不住發(fā)聲:“那些噴我編曲的人,你們同時也在噴周杰倫,你們知道嗎?因為你們等于否定他所有的心血,否定一個制作人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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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太陽之子》的編曲真有那么差嗎?一張專輯的口碑起伏,編曲到底要背多大的鍋?而從《超級新人王》總冠軍出道,到成為周杰倫長期合作的編曲搭檔,黃雨勛真的在拖后腿嗎?
黃雨勛編曲,是“夯”是“拉”?
不得不說,周杰倫每發(fā)一張專輯,互聯(lián)網(wǎng)堪比一場開庭。
圍繞黃雨勛的爭議,外界吐槽看似分散,實際上都指向同一個核心,周杰倫新專輯這套編曲與制作語言,似乎已經(jīng)不再匹配當下聽眾嚴厲的耳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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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直觀的批評,集中在混音、編曲、人聲三個層面。
以《太陽之子》為例,很多聽眾認為,人聲沒有被適當?shù)耐癸@出來,像被壓在伴奏里,位置模糊,對比同專輯甚至同類型作品(例如林邁可編曲的《那天下雨了》),這種落差感就更明顯了。
其次是貝斯存在感偏弱,鼓組過于居中和律動之間也少了那種能把身體帶動起來的咬合感,整體編排也缺乏新意。再加上,周杰倫如今的聲線狀態(tài),和早期當然已經(jīng)不是一回事,大幅度降Key、聲帶閉合不如從前,這些都是聽眾能直接感知到的事實。
這些直觀的聽感問題疊加在一起,輿論焦點自然從作品本身,精準引向了專輯主要編曲人黃雨勛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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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把黃雨勛往期的作品找出來聽的話,會發(fā)現(xiàn)他一直都不是一個平庸型編曲人。相反,他屬于華語流行工業(yè)體系里非常典型、也非常成熟的一類技術(shù)型音樂人。
客觀而言,黃雨勛在弦樂寫作與古典音樂語法方面的功底極為扎實,在和聲鋪陳、替代和弦運用、復雜進行的處理上都有相當成熟的表現(xiàn)力。這些能力在諸如《鞋子特大號》《琴傷》等帶有明顯古典色彩的作品中展露無遺,同時在像《一點點》這樣的作品里,也能清晰地聽出他對即興伴奏、高級和弦的靈活掌控。
這也是為什么《女兒殿下》會被不少人單拎出來夸的原因——他依然能做出漂亮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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拋開這些來看,大家最不滿的,可能就是在其他作品里,那種熟悉的“黃雨勛式處理”又一次出現(xiàn)了。
復盤來看,黃雨勛最有爭議的是模板化的工業(yè)效率和不分主次的人聲與配器。弦樂、鋼琴、合成器lead、大量的復歌前置,這套組合拳,在過去十幾年里確實很有效。它能快速建立情緒、快速制造“像周杰倫”的氛圍,也能確保作品在大框架上不出大錯。
但問題在于,當一套方法被反復調(diào)用,久而久之,難免會形成“罐頭質(zhì)感”。
再比如,被反復吐槽像“煤氣灶點火”的電鼓Hihat太過尖銳。像此前的《稻香》《圣誕星》《聽見下雨的聲音》里都有這種音色,早已成了刻在聽眾耳朵里的固定模板。一旦這種標志性音色先入為主,聽眾最先識別到的是流水線音色,而非歌曲本身的情緒與編排,編曲在氛圍感上就已經(jīng)輸了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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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有意思的是,這一問題反而讓爭議跳出了對單個編曲人的指責。比如新專輯最后一首歌《鄉(xiāng)間的路》是一首鄉(xiāng)村風格的作品,但是編曲運用到的也是電鼓,也出現(xiàn)了類似的煤氣灶音色,然而這首歌的編曲是由派偉俊、蔣希謙操刀。
這也恰恰說明,外界吐槽的音色廉價、編排模板化,可能不是某一位編曲師的個人水平問題。在流行工業(yè)里,編曲人這個工種本身就帶有乙方屬性,要服務(wù)主創(chuàng)、服務(wù)歌手、服務(wù)制作方向,甚至服務(wù)品牌預期。很多時候,編曲并不是在決定做什么,而是在解決怎么做。
因此,把黃雨勛直接打成“拉”的標簽,其實是一種很省事,但也很粗暴的判斷。正是他穩(wěn)定輸出的高度一致性,讓這套風格既能達到制作要求,也在專輯里被放大檢視,從而成為被質(zhì)疑的焦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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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苛刻的,是今天早已被新一代聲音美學訓練過的聽眾。
全球化的音樂生態(tài)、快速迭代的制作技術(shù),都讓專業(yè)觀眾習慣了音樂里能聽出層次、質(zhì)感,甚至制作態(tài)度的細節(jié),而不是僅僅停留在旋律是否朗朗上口。更別說,網(wǎng)絡(luò)審美焦慮,讓音樂評價更像一種流量游戲,為了銳評和批評而聽歌,為了用音樂來證明“我更懂”的人,也確實大有人在。
在這樣的標準下,黃雨勛其實很難真正“贏”。
因為他面對的,是聽眾借由他,在追問另一個更大的命題——今天的周杰倫,究竟還能不能再一次超出我們對周杰倫的想象。
誰在定義周杰倫的音樂?
從2002年第三張專輯《八度空間》開始,關(guān)于周杰倫“江郎才盡”的討論二十多年就從未停止。只要核心創(chuàng)作邏輯沒變,只要整張作品仍然傾向于在“周杰倫”這個既定框架里運行,那么換誰來編,都未必能從根本上改變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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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周杰倫事業(yè)的前期階段,尤其是從《Jay》到《十一月的蕭邦》期間,很多人認為,他的音樂之所以能形成強烈的辨識度,與三位編曲人洪敬堯、鐘興民、林邁可的分工密不可分。許多樂迷甚至把這三位稱為“周杰倫編曲三幻神”。
其中,洪敬堯擅長用采樣、不對稱節(jié)奏與不尋常的素材組合塑造氛圍感,把周杰倫早期的“怪”做得更立體。例如像《印地安老斑鳩》《藍色風暴》,將采樣與流行構(gòu)造混搭,讓歌曲充滿超現(xiàn)實節(jié)奏邊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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鐘興民則擅長構(gòu)建大場面、復雜層次感的聲場。比如《龍卷風》后半部分的弦樂,《七里香》的間奏,讓情歌具備了國際范兒與電影敘事感。林邁可讓周杰倫的音樂與流行語匯更緊密結(jié)合,形成了混血流行的質(zhì)感,他和鐘共同參與的作品如《夜的第七章》就展現(xiàn)出這種多維融合,節(jié)奏、氣氛、層次同時存在卻不沖突。
當然,大部分網(wǎng)友可能還漏掉了“第四人”蔡科俊,擅長把現(xiàn)場活力與錄音串聯(lián)成可循環(huán)的音樂整體,在聽眾對歌曲現(xiàn)場感知上起到了細微卻關(guān)鍵的作用,比如《愛的飛行日記》《困獸之斗》《一路向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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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周杰倫事業(yè)步入成熟期,大約從《十二新作》之后開始,黃雨勛的編曲比例明顯提高,讓周杰倫的聲音形成一種更集成化的工業(yè)風格,比如《明明就》《一點點》《你好嗎》。
在近兩年,一個顯性的聲音變量進入了周杰倫的制作體系:派偉俊。從2025年兩人合作的《Six Degrees》,到2026年的新專輯《太陽之子》中派偉俊參與多首制作,比如《淘金小鎮(zhèn)》和《圣徒》《七月的極光》都加入了Trap的嘗試,都不是大眾印象里典型周杰倫會觸及的元素。
由此可見,周杰倫的成功,不僅僅來自于他的作曲天賦,更來自不同階段、不同編曲人分別給他搭建的聲音外殼。每一種外殼在當下都能形成一種新奇的審美體驗,這些構(gòu)成了他創(chuàng)作體系的整體性。
當然,周杰倫自己對于編曲的想法是占了絕大多數(shù)的,比如《借口》《晴天》《止戰(zhàn)之殤》都是他自己編曲,同樣成為了經(jīng)典熱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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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關(guān)鍵的是,他很多作品的核心編曲框架,在最早的Demo階段就已經(jīng)定型。
像《愛在西元前》的Demo,其實和正式版本的結(jié)構(gòu)已經(jīng)非常相像了。比如樂器音色的選擇、整個Loop的旋律線,包括預副歌那段讓人耳朵一亮的和聲基本都是在Demo里就完成的。
還有《雙截棍》中經(jīng)典的吉他Riff,以及神來一筆的鋼琴Solo的巧思,都有在Demo里呈現(xiàn)。
《青花瓷》頗具記憶點的前奏和整體架構(gòu),依然是在Demo里就寫好的。
這些細節(jié)都足以證明,編曲從一開始就是他的創(chuàng)作體系一部分,每張專輯真正的關(guān)鍵從來不在于那些編曲人,而在于周杰倫本身的創(chuàng)作意識究竟有多強。
他是一個從Demo階段就已構(gòu)建作品骨架、主導方向的人。真正定義周式聲音的,是周杰倫自己。就像黃雨勛回復網(wǎng)友所說的:“編曲思路主要還是聽歌手或制作人的,畢竟那是他們自己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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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今天的聽眾已經(jīng)不滿足于周杰倫繼續(xù)交出一張四平八穩(wěn)的作品,他們要的是驚喜、突破,是再一次改寫聽覺經(jīng)驗的那一下震動。
可問題在于,這兩者的難度,根本不是一個量級。對于創(chuàng)作巔峰期已過的周杰倫,今天面對的,不再是普通流行歌手的評價體系,而是一個被自己親手制造出來的超高預期。
結(jié)語
人們習慣用事物的第一個高峰當唯一標尺,去審判所有后來者,哪怕后者客觀優(yōu)秀,也難逃一句“不行”。
1999年末,周杰倫被吳宗憲賞識,受邀加入唱片公司任音樂制作助理。他為劉德華創(chuàng)作《眼淚知道》,劉德華說:“眼淚怎么會知道,眼淚知道什么?”為張惠妹創(chuàng)作《忍者》《雙截棍》也被婉拒。彼時樂壇審美尚未同頻,但也并沒有什么高下之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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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xiàn)在也一樣,對不同人而言,音樂關(guān)乎時代、情緒、記憶、文化背景、耳朵習慣以及個人語境等無限變量的組合,永遠有解讀空間,是多種可能、不同路徑并存的。
喜歡的人繼續(xù)聽,不滿意的人繼續(xù)批評,討論本身是有意義的,但未必需要得出統(tǒng)一結(jié)論。
周杰倫的第一張專輯《Jay》封面已經(jīng)給出了答案:“音樂是幻想的,幻想是快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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