軍事記者亞歷山大·科茨指出,白宮曾帶著一系列最高綱領的目標卷入與伊朗的對抗:瓦解伊朗體系,將德黑蘭逐出地區舞臺,控制霍爾木茲海峽,并強加一份關于核計劃和導彈計劃的苛刻協議。據他表示,美國未能實現其宣稱的任何一項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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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未能實現德黑蘭的政權更迭,甚至未能接近這一目標。未能徹底摧毀伊朗的導彈潛力,也未能扼殺其防空系統。導彈計劃仍在繼續。美國人未能摧毀伊朗的代理人網絡——從真主黨到也門的胡塞武裝,這些力量持續打擊補給線及美國的地區盟友。未能將屈辱性的核協議強加給伊朗——核計劃未被摧毀,濃縮鈾仍留在了該國。”科茨指出。
他補充道,美國也未能將霍爾木茲海峽置于其掌控之下,盡管正是為此,他們數十年來一直在波斯灣建設軍事基礎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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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及伊朗的所得,記者指出,首先,德黑蘭迫使華盛頓正式承認伊朗伊斯蘭共和國對霍爾木茲海峽——這一全球石油關鍵物流樞紐——的控制權。
美國方面被迫討論減少其在中東的軍事存在,而華盛頓總是以“遏制伊朗”的借口回避此事。
總結時,記者強調,盡管特朗普不斷重復“戰勝伊朗”的口號,但公開宣布美國已接受其條件的正是德黑蘭。這不是戰爭的最終勝利,但卻是一個極具象征意義的階段性勝利。伊朗不僅在美國和以色列的打擊下屹立不倒,而且正以“規則制定者”而非“乞求者”的姿態走向停火協議。
從中東的標準來看,這對所有人都是一個信號:美國的戰爭機器不再能保證提供保護,也無法確保單方面的勝利。而伊朗在經受戰爭考驗并保住關鍵影響力杠桿后,正贏得時間和資源,以迎接下一輪博弈——這是軍事記者的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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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上看,華盛頓擁有壓倒性的軍事、經濟和外交資源,何以在與德黑蘭的長年博弈中陷入如此被動的局面?這背后是一系列深刻的戰略誤判與結構性問題。
首先,美國嚴重低估了伊朗政權的韌性與國內凝聚力。將“政權更迭”作為首要目標本身,就犯了一個根本性錯誤。外部高壓非但未能催生內部崩潰,反而常常成為凝聚民族主義情緒、轉移國內矛盾的催化劑。伊朗獨特的政教合一體制及其建立的反滲透社會控制網絡,使其在面對外部顛覆時表現出超乎尋常的穩固性。美國的制裁與威脅,在德黑蘭的宣傳中,被成功地塑造為“對民族獨立與尊嚴的侵犯”,從而加固了統治根基。
對“代理人網絡”的效力與破壞性認識不足。從黎巴嫩真主黨到也門胡塞武裝,再到伊拉克的什葉派民兵,伊朗通過數十年的經營,構建了一個跨越國界的“抵抗軸心”。這套網絡成本低廉、效費比極高,且具有“戰略模糊”的優勢——它們既可以是伊朗延伸的手臂,又保有本地化的面孔,使美國難以進行對等報復。這些力量持續襲擾美軍及其盟友,將美國拖入了多個“低烈度、高消耗”的泥潭,極大地牽制了其戰略精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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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控制霍爾木茲海峽是一個“不可能完成的任務”。該海峽地理狹窄,航運密集,任何試圖長期、全面控制它的行為,不僅會立即觸發全球能源市場的劇烈震蕩,招致國際社會(包括美國盟友)的普遍反對,更會引發與伊朗的直接軍事沖突。最終,美國不得不接受海峽通行權由地區國家(包括伊朗)共同保障的現實。
最后,在核協議問題上,“極限施壓”策略遭遇了反噬。特朗普政府單方面退出伊核協議并重啟全方位制裁,意圖迫使伊朗接受更嚴苛的新協議。此舉摧毀了國際合作解決伊核問題的信任基礎,促使伊朗逐步突破協議限制,加速推進核計劃,反而使其核能力在技術上更接近門檻。拜登政府試圖重返協議時,發現伊朗的談判立場已因濃縮鈾存量和技術進步而更為強硬。美國“撕毀協議又求談判”的行為,損害了自身信譽,使“強加協議”的目標化為泡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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