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許可》讓“進步主義”走向下三路

文 | 白馬井鎮

雖然從這幾年的情況看，國內的女性主義、進步主義電影之類經常被拍得如同PPT一般生硬與尷尬，一些以小搏大的豆瓣定制電影，不僅未能引起大盤整體性的共鳴，甚至在某些進步主義群體內部也難以稱得上服眾。但僅以觀影體驗本身的話，經常也不是完全沒可取之處。

比如《好東西》，拋開我們之前文章中討論過的主題和內核問題，影片本身有上海等地方文化資本背書，主創尚可動用大量的名演員，支配相當可觀的拍攝資源，從而讓觀感也算得上是有質地。再比如《醬園弄》，雖說虎頭蛇尾，卻也最起碼有點導演幾十年積累的匠氣。

但最近又一個豆瓣高分女性主義電影，楊荔鈉的《我，許可》，卻和這些電影人基本該有的能力毫不沾邊，讓筆者在觀影過程中全程尷尬走神。

瀏覽網絡通稿，我們會看到本片高度對標《好東西》。劇情模式和元素上，二者確實有不少相似之處，同樣是用進步主義解決人生困境，不靠男性角色拯救自己，拯救下一代。主人公在進步主義的旗幟下打怪升級。在這之外，也可以看到主創還有比《好東西》更大的野心。

《我，許可》的官方宣傳是“大膽、有勁”。要知道《好東西》雖然非常戳相關受眾的爽點，但和“大膽”沒什么關系，它的整個內核懸浮在一種脫離現實的，精妙且安全的權力結構中。邵藝輝之所以不解釋主人公悠哉游哉生活的荒誕性，和他們生活的物質基礎從何而來這一問題，是因為她的觀察和表達，既要為一線城市中的性別主義、進步主義受眾服務，也要為上海一個世紀以來的城市形象服務。

比較起來，本片導演本身社會閱歷多得多，所能觸及的社會現實，能體察的三教九流的生活困境也多得多，之前也不是第一回試水母女關系題材。所以在上映之前筆者本來還有一點期待能拍成什么樣子。結果，電影把勞工權益、性騷擾、醫療的性歧視、學生教育中的性話題等多個領域一鍋燴，看似很“現實”，卻因為完全服務于背書念經、避重就輕的進步主義而背離現實，荒謬不已。（以下這段有劇透，還有些“關鍵”內容實在不想打字，就放網上總結貼圖了，想自己看的可跳過）

劇情大概是一名叫“許可”的小學語文老師，喜歡反復重復自己“母單”，忽然發現子宮有了息肉，想要做手術。而術前家屬親人的知情同意書又讓她犯了難，在和她母親來來回回的話語交鋒中，無奈而掙扎的她奔波于各大醫院，想要尋找合適的醫生和實惠的手術條件。母親也因各色原因，不斷離開，不斷地新找工作。

而同樣，班上的學生也因為“服美役”，自行吞了避孕藥被送入急診室。而身為教育者和女兒的許可，最終同時完成這兩項工作，在開學前做好了手術，女學生得到了幫助，母親參加了勞工戲劇項目，和女兒達成和解，也找回了在傳統婚姻中困厄不得志的自己。

看起來確實“現實”和“大膽”，但實際上呢？全部根據性別/進步主義這一賣點變成了吸睛裝飾和推進劇情的點綴，反而因為要素太多導致劇情漏洞百出。

首先是文淇飾演的女兒這個角色就很矛盾。片子要展現并解決代際矛盾，需要母女間各種吵架，所以我們看到許可一直在不斷皺眉、發脾氣、摔東西，始終火急火燎控制不住脾氣；然后還要展現主角怎么用性別/進步主義引領下一代，所以需要有她和孩子相關的劇情。

但因為電影一開始最核心的矛盾沖突就是“主角的陰道瓣完整”，也就是說她不可能有自己的孩子，所以她被設定成了老師。但設定成初高中的話，劇情沖突又要復雜很多，所以也只能安排當個小學老師。

那么請問，這種根本控制不住脾氣的人，怎么能在這個師生家長關系非常敏感的今天，當一個需要情緒異常穩定的合格小學老師的？

況且，真正對當下基礎教育局面有了解的人應該知道，教師在學校給小孩子灌輸性別主義，又無疑會讓本就家校關系緊張的局面更雪上加霜。

然后，退一步就按電影中所說，醫療系統一直在刁難女性，系統性的抱有考慮患者貞潔與否的觀念，和持有免責消災的官僚主義，使得我們的女主人公，在面對一個簡單的小手術束手無策，那請問這是一個更為普遍的權責不對等的醫療系統問題，還是所謂“男權”的問題？

如果說母親是因為“出走”而不斷顛沛流離，換工作換環境，這是所謂父權制的婚姻存在結構性的不平等，那么母親面臨的性騷擾、被拖欠工資，到底是父權制的延續，還是勞動市場中勞工權益不被尊重的問題？

在本片的“重頭戲”方面，在學校里講生殖器官構造，詢問學生“初潮”、“遺精”這類話，是坐在辦公室才能意淫出來的高潮段落，已經完全忽視了當下無孔不入的互聯網，早就幫大部分學生完成了不少性教育的工作。哪怕是現在的小學生，私下的談論都比這開放得多了。并且，他們的家長在哪里？在現實中真正負責性啟蒙教育的，學校的科學或生物老師又在那里？

這些上不了臺面的情節只是為了襯托女主而故意設計的矯情段落，以示其是個優秀的進步主義戰士。但是，這么一個優秀的老師、女性，面對媽媽又是何種態度呢？她又是怎樣去想象，去“解放”老一代的母親的？

結果，她既不能幫媽媽要到被拖欠的工資，又不能在一開始就接受一個其實沒什么性格問題的母親。解決方案居然是在片末，令人非常無語的帶媽媽去嘗試體驗成人小玩具。成功之后，媽媽還發起了成人小玩具的傳單，就為了蹭上那句進步主義的慣用經文，“直面并掌控自己的身體”。

在天津的大太陽底下奔波的媽媽，她的身體是否對應著高溫補貼、五險一金，與休息場所？被解放前的身體又在哪里？從頭刻意貫穿到尾的小玩具，固然對應鼓勵上一代從傳統而保守的婚姻中解放出來的理念，但是主創是否想過，傳統的婚姻觀念不一定對應保守的性觀念，也未必對應充分的身體羞恥？

實際上，這只是進步主義構建自身合理性的一個需要，將女性抽離出來，剝去所有的社會角色和權力結構，按照時間遠近和年齡大小論進步。

東北中年秦海璐化身為江浙人富家獨生女，嬌滴滴得只會求女兒安慰。面目猙獰，演技斷崖下滑的文淇，反而理智的更像是母親，她富有主見，遇事當機立斷，敢闖色膽包天的富二代死宅的家中與其對峙，也敢在辦公室場合直面自身的息肉、結節問題。

這不是所謂母女關系，恐怕，是近年來愈發想要成為進步主義旗手的主演與主創的算計。根據咖位高低、年齡大小論主次，按照發展潛力和粉絲群體數量大小分配深刻。年輕的文淇必須要啟蒙下一代、指引上一代，永遠正確，永遠奔忙。而已經有過氣征兆的秦海璐，就只能扮演個需要被女兒幫助、治愈，日常只會看霸總文的失意母親。反正不管怎樣，總歸都是girls help girls。

以前我們總是強調，不需要文藝創作者有解決問題的能力，但既然你站在道德制高點教化世人了，那你就首先要有正確發現和描述問題的能力。現在我們再退一步，都不需要你能正確發現和描述問題，也理解你為了宣傳和票房去炒作和消費一些問題，但總要適可而止。這么多單獨展開都能拍一部嚴肅題材電影的問題，都被拿來當成這種下三路式進步主義的外殼包裝，這與《我，許可》標榜的“大膽”、“有勁”毫無關系，倒是和“好笑”完全掛鉤。

片中所有人都像是喝了假酒，不停地發生沒必要的爭吵，這確實頗為好笑。不是說劇情好笑，而是創作者毫無能力處理沖突，毫無深刻揭露矛盾的意愿，還要拉上“主義”的大旗很“可笑”。就像片中荒誕得令人發指的工資劇情，為了不讓媽媽要工資這種太露骨而真實的問題出現，豪宅東家居然預付一個月工資，且在地主家的傻兒子性騷擾女傭被發現之后，竟然屈尊跪下來求和解和原諒。

這種現實議題全部因裝飾需要變成了無關痛癢的和解和原諒。觀眾當然沒必要指望這能像主演的另一部作品《嘉年華》那樣對現實的直擊強而有力，但搞成這樣，實在跟“大膽”一毛錢關系沒有，只會讓人覺得夠好笑的。

不光劇情上，就如開頭所說，本片甚至在視聽語言上也毫無“大膽”之處。通篇固定機位，充滿兩位女主角不明所以的自我凝視，長時間的脫衣沐浴鏡頭。輔以邵藝輝般的舒緩音樂，加創痛呈現，和精致的不能再精致的家庭置景，以及不知道是哪個實習生設計的綜藝花字。

毫無波瀾的劇情，和四平八穩的視聽語言，一開始就能猜到結尾的母女和解的故事，這和大膽又有什么關系？有成人小玩具就算大膽，還是要動婦科手術，給學生做性教育是大膽？我們只能看到導演先有了個進步主義的空殼，再將角色按部就班的放入。角色和角色之間，充分按照空間場景的關系，只能有兩兩對應的關系，不能脫軌，不能越界。這別說大膽了，連匠氣也談不上，只讓人感覺到庸俗。

如果《我，許可》真的要想大膽，那么，男婦科醫生角色首先就不該找一臉性冷淡、窩囊廢且帥氣的白客演。他在劇情中負責寬容、挨罵和證明有“男性女權主義者”存在，以證明電影本身沒有偏廢，沒搞對立。

但想一想，結合男婦科醫生的處境來看，他面對的質疑、嘲諷，乃至傳統觀念的壓迫，可能要比片中任何一個女性角色都要嚴重。同時我們再設想一下，如果這位男婦科醫生，是一個大腹便便、腦殼光滑的中年禿頂形象，那么此類電影的受眾們，還能接受這種形象的大夫給主角做手術么？但這一切，都因為白客這幾年“最有人夫感”的形象定位而輕飄飄化解了。

如果《我，許可》真的想要玩現實主義，那么那位五年級就有“身材焦慮”的女學生，為什么會有身材焦慮，什么渠道、平臺令她有身材焦慮？她會不會面臨閑言碎語乃至校園霸凌，她的父母因為什么原因從頭到尾都都缺席，他們父母的身體又在被誰、在什么地方被奴役？

如果《我，許可》想要揭示職場困境，這個連邵藝輝都敢直面的話題，就不應該設計一個在上完班之后，依舊能四處奔走、擺平麻煩的教師角色。女教師的婚戀、生育困境，如影隨形的家長投訴、教學壓力又在哪里？以及，同樣是身為教師的筆者，始終不能理解一個情節，為什么她，居然可以讓教室空堂，這到底是為什么？為什么她不用被通報扣錢？

這些都是現在的進步主義受眾們不想看到的話題，它空有著主義的噱頭，卻絲毫沒有主義的堅定，更不用說現實的褶皺和艱澀。國內這幾年的進步主義電影總是想要精致而利己，光鮮而靚麗，這是這類田園進步主義一直未能產生廣泛影響的重要原因之一。一旦失去某些平臺的集美救場買票，它也就只能喊喊口號，在虛空中審審敵人。

比起來，之前的《好東西》在有地方文化資本加持下至少能掀起風浪。上海的富人們從容不迫，飯桌上都是上野千鶴子這些談資，而“小半年只能賺兩萬”的天津小學老師，一個簡單的小手術都得考慮再三，四處求援。

在沒有強有力的城市當親媽，雄厚的資本當親爸的情況下，這類進步主義只會顯得空虛而瑣碎，看起來嫌貧愛富，連合格的表達都做不到。它一旦想要真切地探討一些“勞工”、“性教育”、“醫療”等話題，延伸到與女性主義緊密相關的社會問題上，就會完完全全的陷入不知所云的八股文中，乃至讓人產生不了一點興趣。

總得來說，這類進步主義電影是一定會被玩壞的。沒有《我，許可》，也會有別人來完成這個任務。這類作品的受眾喜歡背一些一張紙就能寫滿的金句，一些人盡皆知的人名，一旦這些東西被大量重復，相關電影也只會顯得如無根之木一般無聊。最后我們就總是會看到，對電影的評論本身，對題材的孱弱、觀察的淺薄的質疑，被轉換成是否支持“女導上桌吃飯”的站位，變成了“你可以不支持電影，但是要支持女導演”。

我們過往總是說，沒有抽空而提純的性別，也沒有獨立于任何情景的性別問題。現實中跟你虛假團結、網絡共情、吹彩虹屁的人，未必就是你的同胞和朋友。

終究，在這股風潮過后，相當一部分人會幡然醒悟，最根本的社會問題，在于廣闊的田野、辦公室、街頭，在于勞苦大眾，他們未必有靚麗的身份，也未必會看過上野千鶴子，但他們才是承擔現實問題，解決現實問題的人。

認識到這一點，任何有關“進步”的電影才有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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