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戲”字本意是兵器？戲曲和打仗有什么關系？

中國戲曲起源

何為“戲曲”？這看似簡單的問題，答案卻深藏在數千年的表演傳統與文體流變之中。么書儀在《中國戲曲》一書中指出，“戲曲”并非詩、詞的簡單延伸，而是“戲”（優戲表演）與“曲”（歌舞音樂）兩條線索在宋代匯流的結晶。其最根本的特質，在于它是必須面對觀眾、經受舞臺檢驗的“實踐性”藝術。

在中國戲曲研究院成立的日子，了解戲曲的起源，才能明白為何戲曲的傳承與研究，必須同時珍視案頭的文采與場上的光輝。

在中國文學的文體遞嬗的歷史上，戲曲文學的出現是值得注意的重要現象。這不僅僅因為戲曲屬于俗文學范疇，它的作者和它的對象世界都不再囿于那個文學廟堂，更重要的是，這種文體的演變，已經偏離了傳統詩文沿革的軌道。它的形成、發展，并非完全依賴于對前代詩、詞的繼承，而有它自身從萌發到成熟的漫長的歷史。而從它的內部結構上看，詩、詞也不再是它形成的唯一的，或者說是最重要的依據。這個文體形成的過程本身，就帶有相當程度的獨立性。

現代人把“戲曲”的表演藝術手段歸納為“唱、念、做、打”，反過來說，以“唱、念、做、打”作為藝術手段的表演形式叫戲曲。

我們若搞一點訓詁，追溯一下“戲”“曲”二字的本源，還是很有意思的。“戲”的繁體字為“戲”，在《說文解字》上被許慎釋為“三軍之偏也，一曰兵也，從戈，聲”。看起來，這與我們今天概念中的“戲”字在內涵上似乎全不相干。但《詩經·淇奧》中就已有“善戲（戲）謔兮，不為虐兮”，可見，“戲”字在很早的時候，就已有游戲、玩笑之意。而“戲”與“兵”也并非真的不相干。姚華《說戲劇》中所言“戲始斗兵，廣于斗力，而泛濫于斗智，極于斗口，是從戈之意也”，就溝通了“戲”與“兵”、與打斗之間的聯系。事實上，在后世，游戲、玩笑乃至舞蹈、音樂與兵器、軍隊或戰事之間的聯系一直沒有分離。漢朝有“武戲”。唐代有“劍器舞”。宋代“鈞容直”（鈞容，宋軍樂名。“鈞容直”為宋代宮廷儀仗中的軍樂隊）身兼護駕、奏樂二任。至于金代諸多“針兒線”“甲仗庫”“軍鬧”“陣敗”院本，元代以后的武戲就更不用說了。因此，把“戲曲”中的“戲”字理解為包含著“做”與“打”的內容，去事實該不會太遠。“曲”字的意思比較簡單，《國語·周上》有“使公卿至于列士獻詩，瞽獻曲，史獻書”的記載。曲即是樂曲、曲詞之意。“戲曲”中的“曲”也就代表了“唱”“念”的內容。

如果把遠古俳優的即興表演和應對玩笑當作“戲”的先祖，那么，先秦歌舞就應當是“曲”的源頭了。作為兩條并行的線索，古代優戲和歌舞，經過從先秦至南北朝、隋唐的發展，至宋始合而為一，形成真正的“戲曲”。因此，我們在描述戲曲的發生發展時，應該從看來與“文體”相去甚遠的古優的表演與先秦歌舞開始。

比起詩、詞、文、賦來，戲曲最明顯的特點是它的“通俗性”和“實踐性”。

所謂“通俗性”，是指戲曲最初由民間萌生，最終于民間落腳這一事實。它不再僅僅被置于案頭供閱讀、吟誦（充其量像詞那樣配樂歌唱），純屬于文人的領域。它要作為一種伎藝（廣義的伎藝）到舞臺上進行演出，面對著各階層的觀眾，特別是廣大的市民觀眾——一個世俗的世界。由于欣賞對象的拓展，使戲曲的發展在一定程度上必須偏離“正統文學”的軌道而另辟蹊徑：它不僅要在文人的經營，而且要在市俗百姓的選擇中，不斷地調整自己存在的形態。從某種意義上說，南戲、雜劇、傳奇、地方戲的遞嬗變化，以及變化中的刻意求新，都是這種選擇和調整的結果。

這里所說的“實踐性”，并非是與“理論性”相對應的概念，而是指戲曲的舞臺實踐特征。嚴格地說，一個戲曲文本只能供案頭閱讀，卻不適合舞臺演出，便不能算是成功的。它的最終實現，還是要在舞臺上。這樣，“戲曲文體”本身，就要不斷地接受舞臺表演的影響和制約。比如詩、詞長于內心情感的刻繪，小說也可以做大量的心理描寫，戲曲中的人物情感和內心活動，是通過曲詞來表現的，但是，如果一個戲曲作品過多地使用歌唱抒情，會使人感到乏味，因此，創作者必須顧及舞臺演出實踐的效果，在戲曲結構、人物動作等方面下功夫。這就是“實踐性”對文體構筑的反作用。其他如舞臺及其他演出條件、虛擬性、程式性的表演方式，也都會影響到文體的特征。因此，我們在考察戲曲文體特征時，充分注意它的“通俗性”和“實踐性”所帶來的各種制約，是非常必要的。

我們在考察戲曲文體特征時，應該具有與考察詩、詞、文、賦既相同但又相異的方法與角度。首先，戲曲熔詩、詞、說唱文學于一爐，又受到表演上唱、念、做、打諸因素的直接影響，使我們的分析必須充分看到來自各方面復雜因素的作用。其次戲曲在某種程度上是執筆者、演出者與觀眾的“集體創作”的這一事實，又提醒我們注意到文人、演員、觀眾在創作、表演、欣賞時從不同角度出發的審美需求上的矛盾和統一的狀況。最后，戲曲屬于雅俗共賞的藝術形式，它為不同文化層次的階層所共同創造和接受。這些都是值得注意的方面。所以，戲曲的形成，就猶如涓涓細流，經過曲折蜿蜒，千回百轉才匯成江河。而一旦形成之后，它的容量、它的社會作用、它的審美效應，都遠遠地超過了此前的詩、詞、文、賦，它的魅力所及，幾乎席卷了整個社會。因此，我們在描述戲曲文體演變的歷史時，要特別注意到它在曲折而復雜的發展歷程中與社會的、文學的諸多因素間的關系。

本文選自《中國戲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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