偽造的合法性：對內國際假新聞的話語策略

【編者按】假新聞已成網絡信息一大公害。特別是近年甚囂塵上的所謂“對內國際假新聞”，很多因其“偽造的合法性”和網民的信息不對稱而更具迷惑性。2021年我在本號發布的一篇打假文章，數日內閱讀量超過50萬并獲得大量評論，甚至評論者之間也展開討論、辯論，表明此類現象已引發公憤，關注者眾。后來我和博士生李曉兵（現已博士畢業在研究崗位工作）寫了這篇論文，刊于權威期刊《現代傳播》（2022年第6期），以期拋磚引玉，促成更多研究。

發表后不久，我于2022年7月20日晚在本號全文轉載該文。不料轉載后也引發閱讀熱潮，兩小時內閱讀6832次，且有急劇升溫之勢，網上已有很多轉載和評論。這種閱讀熱度對一篇學術論文而言是罕見的。編輯部擔心引發輿情，當晚急忙聯系我，希望暫時刪去公號轉載，以避風頭。遂自刪。出于謹慎，甚至知網也一度不予呈現，人大報刊復印資料編輯部想轉載也查不到，只好向我要稿。后經我交涉，知網方重新可見。

但兩年過去后，發現我們所定義的“對內國際假新聞”不僅有增無減，且更加泛濫成災，甚至很多有身份的專家學者領導也對一些聳聽假信息深信不疑、到處轉載，而網管對這類看似有利于“愛國情緒”的假新聞更聽之任之。 于是想到現在是時候在本號重發這篇論文了。 因微信格式所限，刪去全部35條注釋。

【內容摘要】 “對內國際新聞”是指國際傳播體系中針對國內受眾的國際新聞內容生產，這一領域出現的虛假新聞被稱為對內國際假新聞。搜集了澎湃新聞“有據核查”2020-2021年發布的265條對內國際假新聞，隨機篩選出45個樣本進行批判話語分析，揭示它們在文本、話語實踐和社會文化實踐三個層面的生產與傳播邏輯，考察其如何通過“偽造的合法性”“意識形態方陣”以及“意識形態自然化”等策略完成“他者”塑造、達成情感共識、實現傳播效益。論文還探討了對內國際假新聞產生的社會語境和負面影響。

【關鍵詞】 對內國際假新聞；批判話語分析；偽造的合法性;意識形態方陣；他者化

一、引言

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體學習會議召開后，“加強我國國際傳播能力建設”成為具有國家戰略意義的重要命題，國際新聞傳播主題再次躍入學界關注的焦點。國際新聞傳播分為對外傳播與對內傳播（或曰“本土傳播”）。對外傳播與對外宣傳密不可分，承擔著建構、維護和推廣國家形象的政治任務，重視“講好中國故事”，是當前國際傳播研究的重要領域。對內傳播特指針對國內受眾的國際新聞生產，目的是實現國際信息的本土化傳播，幫助公眾了解外部世界，講述的是“外國故事”或“中外之間的故事”，學界關于這一話題的討論相對較少。數字時代來臨后，媒介生態發生重大改變，機構媒體、自媒體、商業平臺媒體等多元主體并存格局形成，社交媒體和自媒體成為民眾信息獲取的重要出入口。在流量至上等商業因素的干擾下，對內國際新聞領域正在成為虛假新聞傳播的重災區。

2021年6月，一篇針對題為《今晨，意大利總理首次承認，意新冠流行早于中國半年！》的“10萬+”對內國際假新聞的打假文章，短期內閱讀量超過50萬，評論上千條。如此熱烈的反饋，既說明此類假新聞普遍存在使文章引起了“共情”（empathy）式關注，也反映這類愚弄大眾的造假行為引起了公憤。此類國際假新聞因而具有分析意義，因為它表述的新聞事實雖然是假的，但是它選擇的“主題”及其折射的社會矛盾、群體心理以及權力關系卻是現實存在的，屬于社會現實的不正當呈現。其受到“流量至上”的數字商業模式鼓勵，在民粹主義乃至狹隘“愛國主義”情緒的裹挾之下呈泛濫之勢。換言之，對內國際假新聞不僅僅是一個信息傳遞中的歧義現象，產生原因也不局限于新聞實務范疇的倫理失范，它實質上是故意制造對立，建構虛幻的意識形態迎合或誤導受眾，目的是獲取流量和注意力，并最終轉化為商業收益。表面上看，對內國際假新聞因為所謂的“政治正確”可能產生民族認同、社會凝聚等“積極”效應，但長期容忍這類虛假信息恣意傳播，會帶來破壞新聞生態、形成社會對立、愚化民眾認知甚至政治極化（political polarization）等社會風險。

本文以對內傳播的國際假新聞為研究對象，運用批判話語分析方法考察假新聞的文本特征、話語實踐過程及其社會文化背景，深入考察對內國際假新聞的傳播特點與傳播機制。具體而言，重點討論三個問題：1.對內國際假新聞呈現出何種文本特征？2.假新聞話語實踐如何獲取受眾信任？3.對內國際假新聞現象反映了怎樣的社會文化心理？

二、文獻回顧

（一）假新聞研究熱度不減

假新聞并非新鮮話題，而是世界范圍內諸多國家普遍存在的傳播現象，也是“后真相時代”事實邊界因模糊而被利用或濫用的結果。尤其是2016年美國總統大選期間，層出不窮的虛假信息將“假新聞”這一概念帶入全球受眾視野。此后，假新聞研究的熱度居高不下，呈現全面爆發之勢。具體而言，當前的假新聞研究主要聚焦四個主題。一是假新聞定義及其發展歷程辨析。Tandoc（2018）等學者對2003至2017年之間34項學術研究中的“假新聞”概念進行分析，立足“內容真實性”和“作者的直接欺騙意圖”兩個維度，將假新聞分為嘲諷（news satire）、仿諷（news parody）、廣告（advertising）、宣傳（propaganda）、操縱（manipulation）和捏造（fabrication）六種類型。Leeder（2019）綜合多位學者對假新聞的界定，認為假新聞與不當信息和虛假信息有關，二者都屬于錯誤信息，差別在于后者具有故意傳播或誤導的意圖，因而假新聞可以被定義為具有欺騙或誤導民眾意圖的錯誤信息，但看起來像真新聞。在這一主題下，假新聞出現于政治斗爭、危機傳播和健康傳播等多個領域，并發展出“信疫”“信息失序” “后真相”等相關概念，拓展了假新聞的分析框架。二是受眾相信、分享假新聞的原因探究。有學者從社會心理學角度解釋受眾相信虛假新聞的原因，指出刻板印象造成的偏見、認知協調的需求和從眾心理是三個重要因素。也有學者認為，消極情感類型、二元對立人物模型和原型沉淀是受眾誤信新聞信息的關鍵要素。三是假新聞傳播機制及其危害分析。駱正林和曹鉞（2018）認為，社交媒體環境降低了假新聞發布門檻，提升了假新聞發布速度，帶來了一個事實退場、信息商品化加劇、虛擬與現實生活混淆的世界。於紅梅和潘忠黨（2018）研究發現，受眾的社交媒體使用導致假新聞快速且廣泛擴散，人們既無時間也無能力核查虛假信息，在不辨真假的情況下進行轉發，營造了“后真相”社會環境。四是假新聞治理策略探討。包括對機構媒體及社交媒體平臺自律（陳力丹，2002；陳絢、張文祥，2012）、跨國合作（何吉森，2018）、公共問責與立法（Thompson，2017）、推動數字媒介教育（陳昌鳳、陳凱寧，2018）、引入第三方信息核查機制（張建中，2017）等措施的討論，以期能根本性抗擊假新聞現象，建構健康信息生態系統。

綜上所述，假新聞研究已經不再局限于傳統“謠言”和“宣傳”的分析框架，而是圍繞假新聞的定義與現狀、發生與影響、傳播與接受、危害與治理等議題，建構出更加完善的理論體系。但是，從研究成果的學術積累與創新角度上看，國內假新聞研究依然沒有引起學界的足夠重視。尤其是研究對象范疇過于寬泛，多將假新聞作為一個宏觀的、抽象的、整體性對象進行分析，缺乏具體的類型研究，無法對新聞文本進行深挖細讀，遮蔽了假新聞在生產傳播和功能影響等方面的豐富性，無法揭示其傳播實質，更不利于抽象理論建構。

（二）國際假新聞領域值得關注

隨著全球化時代的到來，信息傳播的主體、渠道與形式日漸多元，國際新聞的定義日益模糊，內涵不斷豐富。戴佳和史安斌（2014）對比分析了國際新聞（international journalism）和全球新聞（global journalism）兩個概念，以是否存在特定的民族國家參照系為標準，認為國內研究將國際新聞的定義局限于“向世界介紹中國”的外宣型傳播（以《人民日報》海外版以及 CCTV 國際頻道為代表）和“向中國介紹世界”的對內型傳播（以《環球時報》以及各媒體的“國際新聞”板塊為代表）。辜曉進則認為，國際傳播并不是單一的傳播類型，而是一個有機立體的傳播體系。這一體系應該由四大部分構成：一是對外傳播，即大家熟知的向世界講好中國故事；二是國際傳播，即創造條件爭取外國媒體客觀公正地報道中國；三是對內傳播，即同樣準確、客觀、全面地報道國際新聞；四是對來華外國人的傳播，即通過在國內創辦外文媒體，覆蓋來華外國人群，提供其所需要的日常資訊和本地新聞，避免外宣“燈下黑”。無論從哪一種定義出發，對內傳播的國際新聞都是國際傳播的重要組成部分，這一領域出現的虛假新聞可被稱為“對內國際假新聞”。具體而言，對內國際假新聞是指通過扭曲、捏造新聞事實等手段，故意或惡意傳播的與其他國家相關的虛假信息，目的是對本國受眾進行誤導，以獲得經濟或政治方面的利益。此類假新聞日益泛濫，不僅嚴重干擾正常的國際新聞傳播秩序，還會帶來認知失調、情感極化、群體分裂等潛在社會風險。

根據敘事模式不同，對內國際假新聞可大致分為正向和負向兩類。所謂正向，是指采用夸張的手法宣揚中國的強大，或者宣揚外國在政治、經濟和社會生活方面的諸多弊端，以迎合部分受眾的“愛國情操”，折射出狹隘的民族主義心態；所謂負向，是指“反華”、“辱華”類國際假新聞，利用信息不對稱樹立國外假想敵，編造出虛假的敵對勢力和斗爭威脅誤導受眾，激發對某些國家的敵對思維。實踐證明，兩類假新聞都能得到大量的閱讀、評論和轉發。有學者指出，國際假新聞是狹隘民族主義在新聞傳播領域中的表現，具體表現為“特別警惕于某一事件（主要是涉及國際關系的事件）對民族感情和國家利益的傷害，往往以此為由提出十分激烈的主張，甚至公開宣稱要以本國本族的利害得失作為首要或惟一的是非標準”，狹隘民族主義發展到一定程度就容易演化為民粹主義。李凌凌（2018）也持有相似觀點，她認為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相結合會形成民族民粹主義，其特征是排外和反全球化，其突出表現就是國際假新聞的出現和廣泛傳播?；萱茫?014）強調了網絡環境的推波助瀾作用，認為網絡中的公眾并不關注事實本身，也不在乎新聞是否真實，他們關注虛假信息并進行傳播是為了吸引關注、發泄情緒。上述研究揭示了對內國際假新聞的本質與危害，此類假新聞多以反西方、反全球化、反精英、反主流意識形態等為主要議題，具有追逐熱點事件、極端化、非理性、快速傳播等典型特征，不僅攻擊和破壞現有傳播秩序，還可能被別有用心的網絡意見領袖利用，成為操縱輿論、攫取名利的工具。

然而，在上述研究中，對內國際假新聞并非主角，多被當作習以為常的傳播現象一筆帶過，亦被“對外傳播”和“大外宣”的國際新聞研究框架所忽略。即便將它作為某種社會現象納入學理思考，也未能深入討論其生產、擴散和消費的具體傳播機制，而這正是當前數字媒體環境下值得深入探究的主題。

三、研究方法

（一）研究樣本

本文收集了湃客號“有據核查”自2020年9月至2021年11月，在澎湃新聞“湃客”專業創作者平臺發布的264篇對內國際假新聞的核查結果，隨機抽取20%即53個假新聞文本作為研究對象。經逐篇篩選，剔除非新聞形式內容以及不能斷定為假新聞的內容8篇，剩余共計45篇假新聞文本作為最終研究樣本。

（二）研究設計

本研究采用批判話語分析（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CDA）方法，考察對內國際假新聞的文本特點、實踐語境及其社會文化背景，重新審視被人們視為理所當然的意識形態和思想觀念。批判話語分析理論及方法最早由福勒（Fowler，1979）提出，是語言學領域對傳統科學思維進行反思的結果。傳統話語分析重視語篇的文本、語法和句法研究，目的是發現語言使用在日常生活中的作用。批判話語分析將分析視野拓展至新聞報道、官方制度和商業廣告等各種非文學文本，通過批判性分析過程揭示話語中的社會權力和不平等關系，例如性別歧視、種族歧視等，意在提升受眾對話語操縱的警惕性，培養批判性閱聽素養，增強受眾的話語反控制意識和能力。

英國語言學家費爾克拉夫（Norman Fairclough）被譽為CDA的百科全書式人物，他提出了三維話語分析觀點，主張將文本還原至具體的歷史、社會、文化情境中進行闡釋，進而發現話語結構和權力結構之間的關系。他認為，任何話語都可以被視為一組三維概念，包括文本（text），指口語或書面的話語形式；話語實踐（discourse practice），指文本的生產、傳播和接受過程；社會文化實踐（social-cultural practice），指話語與所處社會文化結構之間的相互關系。對這個三維概念進行描述、闡釋和解釋說明，能夠挖掘出文本中隱藏的價值觀念和意識形態。該框架揭示了批判話語分析的一個重要原則：文本分析不應脫離文本的話語實踐過程及其所處的社會歷史條件。正如梵·迪克所言，“如果忽視社會和文化要素，我們也無法真正理解大眾傳播和新聞”。

在具體研究設計上，本文從微觀、中觀、宏觀三個層面展開分析，包括：

1.文本分析：研究對內國際假新聞的文本建構策略，包括主題選擇、語言特征、結構方式和信息來源等。

2.話語實踐分析：研究自媒體如何生產假新聞文本并對文本進行解釋，讀者如何反饋（消費）假新聞文本。

3.社會文化實踐分析：研究具體的社會政治、文化、制度背景對假新聞生產消費的影響。

四、研究發現

（一）偽造的合法性（fabricated legitimacy）：對內國際假新聞的文本建構策略

作為一種專業化敘述文本，新聞具有特定的敘述范式和行文結構，這種相對穩定的結構就是所謂的新聞框架。新聞框架的存在使傳受雙方和文本之間進行對話、協商及博弈，進而形成一種信息理解的默契和規范。對內國際假新聞將虛假內容置入一種合法的框架，以贏得受眾信任，形成了“偽造的合法性”。根據Giandomenico Di Domenico等人的相關研究，“偽造的合法性”是指“假新聞的制造者通過創辦和制作與合法新聞來源相似的網名和標題，對虛假內容進行符合合法性要求的策略化敘事，進而編造出一種合法性”。這個定義也可用來解釋本文假新聞樣本的基本形態，即選擇有較高新聞價值的主題，運用特定的話語策略，建構貌似規范的新聞框架，將想要傳播的主題、內容和觀點以要素齊全的結構形式加以呈現，“合法”地進入傳播過程。也就是說，對內國際假新聞通過框架和形式上的合法性，包括主題選擇、標題制作、版面安排等環節的以假亂真，迅速贏得受眾信任，實現廣泛傳播。

1.追逐熱點抬高新聞價值。對內國際假新聞在議題選擇上常常圍繞熱點新聞，而這些議題因具備重要性、時效性、接近性、趣味性等諸多新聞價值要素，往往也是主流媒體國際新聞的關注對象。通過對45個假新聞樣本標題（一般反映最重要的事實或觀點）進行分析并制作詞云圖（圖1），可以發現，對內國際假新聞中頻繁出現的國家包括美國、德國、新加坡、日本等與中國關系較為密切而又有一定矛盾張力的國家，其中尤以中美關系最受關注，難以產生爭議性話題的國家則很少被提及。

圖1 對內國際假新聞標題關鍵詞詞云圖

對新聞主題（圖2）進行分析，可以發現主題選擇主要集中在新冠疫情、中外友好、美國社會問題（包括選舉、難民、毒品、治安等各類問題）、中外沖突（主要是中美、中日沖突）等主題上，與同時段內主流媒體報道交相呼應。很多假新聞還突出了時效性，進一步刺激網民追新、搶先的熱情，如《今晨意大利總理首次承認：意新冠流行早于中國半年》《昨晚，默克爾再次向中國重申，堅決反對美國“新冷戰”立場》等。

圖2 對內國際假新聞主題分布

特定主題的凸顯可以說明兩個問題：首先，對內傳播的虛假國際新聞是公眾情緒和社會熱點問題的另類映射；其次，虛假新聞催生了“媒體間議程設置效應”，真新聞是假新聞模仿的對象，假新聞廣泛傳播又使正規媒體機構趨之若鶩地競相報道，其深層次原因是新媒體技術發展催生出嶄新的傳播生態。這也可以解釋為何有些假國際新聞能夠被主流媒體或門戶網站信以為真而轉載發布。如樣本中就有多個對內國際假新聞被網易、今日頭條、搜狐、騰訊等轉載。

2.賬號名稱模仿主流媒體網站。樣本假新聞無一例外全部首發于微博、微信、商業網站等網絡媒體，發布主體全部為個人賬號，但個人賬號的名稱與主流新聞媒體頗為相似、真假難辨。例如，通過對假新聞發布主體進行統計，微信公眾號“新嶺南觀察”出現4了次，炮制的4篇樣本假新聞中，兩篇閱讀量都是“10萬＋”，該公號所刊載的內容與“嶺南”完全沒有關系，多是涉及美國、德國、意大利等西方國家的國際新聞，取一個在詞性構成上與其他主流新聞媒體名稱頗為相似的名字絕非臨時起意的偶然現象。還有如“號外報”“經濟與時評”“縱觀局勢”“全球資訊”等，由于缺乏區分“個人媒體”和“有新聞發布資質機構媒體”的判定標準，常被誤認為是機構媒體的網絡版。

3. 用正規新聞的框架、行文、信源等加以包裝。樣本假新聞在標題制作、行文結構、段落分布、語言風格上與真新聞高度類似，例如“5W”要素俱全（占比53%）、擁有貌似確切的信息來源（占比55.6%）、引用所謂相關人士發言（占比75.6%）等。前述“新嶺南觀察”發布的假新聞，大都標明路透社、意大利電視臺、BBC等國際主流媒體來源，還配上這些媒體的徽標（logo），并“引述”德國總理默克爾等外國領導人話語。由于包裝得過于“真實”，議題聳人聽聞抓人眼球，普通民眾獲取國際信息具有語言障礙等原因，這些編造出來的內容輕易得到廣泛轉載，甚至在一些媒體總編或新聞學者聚集的專業性微信群內被轉發傳播，令人防不勝防。

（二）意識形態方陣（ideological square）：對內國際假新聞話語實踐的“他者化”工具

意識形態方陣（ideological square）是一種意識形態的“極化策略”（strategy of polarization），最早由梵·迪克（Van Dijk）在《報刊中的輿論與意識形態》一文中提出，用以分析批判話語研究中出現的種族歧視以及話語偏見等內容。意識形態方陣主要包括四項內容：（1）強化關于“我們”好的特質或行為；（2）強化關于“他們”壞的特質或行為；（3）弱化關于“他們”好的特質或行為；（4）弱化關于“我們”壞的特質或行為。本研究的樣本中，很多假新聞正是基于公眾共同的“民族中心主義”社會心理和情感，通過意識形態方陣運作了“一個強化和弱化的雙重過程”，完成了“他者”塑造，導致了不平等權力出現。

1.話語生產雙重極端化。對內國際假新聞在闡釋事實過程中常常加入極端煽動性的評價詞語，完全沒有任何回旋余地，涇渭分明地展現出“我們”的“好”和“他們”的“壞”，進而吸引共同參與，催生集體意識。在選取的假新聞樣本中，此類極端性話語隨處可見。例如：

“在默克爾的影響下，最近一個時期，德國政壇上正在吹刮‘最清新的風’。選擇中國，就是選擇德國的未來；支持中國，就是支持全歐洲的進步?！?/p>

——選自樣本39

“只要加拿大一天不釋放孟晚舟，中糧集團就一天不購買加拿大大豆?？梢哉f中糧集團的這一決定極大支持了華為，也必將對加拿大經濟造成重大損失，因為我國市場對加拿大大豆來說太重要了?！?/p>

——選自樣本37

“種種跡象顯示，美國以及英國、加拿大、澳大利亞等國無恥政客，天天趾高氣揚叫囂的新冠病毒溯源調查，其最真實的結果，已經是無可辯駁地擺在全世界人民的面前?！?/p>

——選自樣本13

“拜登的錯誤政策將摧毀美國的企業，傷害美國工人，給每個美國家庭沉重打擊。”

——選自樣本32

上述文本在生產過程中，通過“最清新的風”“重大損失”“無恥政客”“無可辯駁”“摧毀”等感情色彩極強的詞語，罔顧客觀事實而全力推動“意識形態方陣”運轉，極端地建構出“自我”的“好”，彰顯出“他者”的“壞”，引起人們激動、驕傲、憤怒或者厭惡的情感回應。由此，其他國家或成為“我們”中的一員受到擁戴，或成為“他們”而受到抵制，“他者”被化約為我們的競爭對手或敵人。對內傳播的國際假新聞并不像其他類型的國際假新聞，僅僅由政治邏輯推動，其蘊含的強烈情緒源于理性化不足的“倒逼”效應，是一種能夠發揮動員作用的社會資源。例如美國和歐洲，深受假新聞操縱公共輿論的危害，各種極端群體和極端言行數量急劇上升，右翼本土主義、民粹主義猖獗。對內假新聞激發起群體之間負面的敵對情緒，容易引發極化效應，使理性對話難以展開，可能導致政治生態惡化、政治極化現象嚴重等后果。

2.“他者”的媒介定型（media stereotype）。李普曼認為，真實的環境在總體上過于龐大、復雜，令人難以深刻理解，人們必須依照某個更加簡單的模型對真實環境進行重建，這就形成了人與所處的環境之間的擬態環境?！懊浇槎ㄐ汀蹦軌驇椭鼙娂铀傩畔⒓庸み^程，以應付復雜變動的外部環境，成為建構擬態環境的重要機制。大量對內國際假新聞長期作用于受眾，定型了受眾對其他國家的認知，最終刻畫出同質化、簡單化的他國形象。經對樣本分析，這些對內國際假新聞總體上刻畫了“競爭者/敵對者”“朋友”“客觀中立者”“周邊沖突制造者”四類他國形象（表2）：“競爭對手/敵對者”具有故意挑釁、自私自利、歧視華人、社會動蕩等特征，包括美國、日本、加拿大、英國等國家；“朋友”具有支持中國、樂于合作、不滿美國霸權等特征，包括德國、法國、新加坡、新西蘭、韓國等國家；“客觀中立者”則具備了公平客觀、制定并遵守規則、科技發達等特點，包括意大利、芬蘭、瑞典等國；“周邊沖突制造者”主要指向印度和俄羅斯，在軍事、領土等方面與中國產生沖突。整體修辭以二元對立為主，例如我們是善良的、他們是邪惡的；我們是發展的、他們是墮落的；我們是利他主義的、他們是自私自利的。

表1 對內國際假新聞塑造的他國形象

對他國進行標簽化處理，可能極大地擠壓理性信息的傳播空間，妨礙跨國、跨文化的交流與理解。這類刻意操作生產的不實信息，很容易污染整個新聞生態系統，讓人們難以再相信既有體制及其傳播的信息，轉而擁護訴求非理性的“強人”或“狂人”。

3. 意識形態自然化。某些帶有意識形態意義的話語不斷被重復，潛移默化，久而久之人們對它們所表達的概念和含義習以為常，成為一種“常識”，這就是意識形態的自然化。互聯網尤其是移動互聯網的算法機制加速了對內國際假新聞傳播，加之受眾信息核查及相應外語能力的匱乏，相當一部分公眾對國際假新聞出現了認知上的一致性偏向，并產生了驚人的商業潛力。比較典型的案例有“喜投網”涉嫌非法吸收公眾存款案，“知名財經大V”黃生通過炮制沒有任何事實依據的國際假新聞為“喜投網”引流推廣，吸引微博、微信粉絲數百萬，歷史交易總額達到40.07億元。當人們對國際假新聞的極端化觀點習以為常，它的危害就不只是局限于某一時段社會情緒的曲折往復，更重要的是，它會在焦慮、浮躁、偏執以及怨氣、戾氣等諸多負面情緒的擴散蔓延中，壘起社會交流、對話溝通的高墻，對良性社會道德秩序的建立、科學價值體系的推廣和先進文化形態的建設帶來致命打擊。

（三）信息接觸的情感化轉向：對內國際假新聞的社會文化實踐

在文本分析和話語實踐的基礎上，對內國際假新聞的生產消費還與特定的歷史、社會、文化語境密不可分。以社會文化實踐的視角看待對內國際假新聞，能夠在一定程度上窺見當前的社會心理狀況。

1.受眾心理的證實性偏差（confirmation bias）。人們傾向于相信那些能夠讓自己感到舒適的信息，或者說是與其既往認知相符合的信息。傳播理論中“選擇性接觸”（selective exposure）和社會學“選擇性親和性”（elective affinities）等概念也表明，在有多種選擇的情況下，人們依然傾向于強化和熟人或喜歡的人之間的既有關系，從而產生了相互吸引、相互選擇與相互影響的群體特征。對內國際假新聞雖然罔顧新聞事實，但多以公益性、道德性、正義性訴求為主，且天然地帶有民族主義、“愛國主義”等政治議題屬性，在國內社會具有高度的情感認同，很容易達成廣泛共識，常常成為所謂“政治正確”的判斷標準。也就是說，如果看到的人不分享、不轉發、不評論或者產生質疑，就會被不由分說地貼上“不愛國”的標簽。因此，這些內容也很容易在“人以群分”的社交媒體中傳播和共振。

2.深層次的社會結構因素。二戰后，美國和西方主導的世界秩序從國家到國際層面都出現了變化。李衛東（2020）等學者認為，中美關系決定著21世紀國際政治走向和全球體系的和平與穩定，自然也就成為國內公眾關注度較高的雙邊關系。因此，對外傳播國際假新聞樣本中，不僅和美國直接相關的議題占比較高，與其他國家如德國、俄羅斯、日本相關的假新聞也或顯或隱地涵括了美國的態度與行動。同時，中國經過改革開放40年的發展，在國際上的經濟成就和國際影響力極大地激發了國人的愛國主義情緒和民族自豪感，來自國際社會的“中國威脅論”和國內以《中國可以說不》為代表的民族主義浪潮相互交織，加之諸多中國受侵略、受迫害的史實，人們產生了新的有關國家認同的想象。這也就不難理解，“厲害了我的國”和“辱華”敘事框架下的國際假新聞，為何能激活國內受眾不斷累積的“狀態情緒反應”，甚至轉化為激烈的情感感知和非理性的集體行動。

五、結論與討論

在逐利目標和算法機制的推動下，對內國際假新聞刻意捏造新聞事實，采用制造“他者”的策略挑起“我們”與“他們”的二元對立，突出新聞事件的矛盾框架，激發了公眾經驗范圍內的不滿與憤恨，實現傳播效益最大化。本研究對45個對內國際假新聞樣本進行批判話語分析，得出以下結論：首先，對內國際假新聞的文本建構采用了“偽造的合法性”策略，選擇熱點主題提升虛假內容新聞價值，用正規新聞的框架、語法、話語策略等對虛假信息進行包裝，使偽造的新聞內容披上了進入傳播進程的“合法性”外衣，進而贏得受眾信任；其次，在話語實踐過程中，發布主體運行“意識形態方陣”，通過極端化價值評判生產“他者”話語，經媒介定型后完成意識形態自然化，最終將同質化、單一化的“他者”形象固定在受眾的潛意識里，給傳播生態和社會秩序帶來不良影響；第三，社交媒體時代，受眾信息消費出現情感化轉向，證實性偏差效應以及公眾的國家認同新想象成為消費虛假國際新聞的情境因素，反映了當前社會文化中普遍存在的“圈群傳播”現象和“非理性愛國”情感。

國際傳播的屬性決定了“一國”與“他國”對立關系的自然存在?！拔艺摺迸c“他者”身份的建構不僅是國際新聞的文本組織策略，更暗含了“我們”與“他們”之間流動的權力關系。“他者”（the other）作為“自我”（Self）的相對概念，是人們理解世界、生成意義的重要機制。“差異”使“他們”不同于“我們”，進而解決了“我們”的身份認同問題，這種主客體的二元對立實際上隱含著以他者為參照系的自我中心主義。“他者化”（othering）由“他者”概念衍生而來，指將負面特點加諸他者（其他群體或個體）以獲得自我身份認同的過程，“他者”在這一過程中被視為弱勢、低劣的對方，以幫助確立“自我”的優越感和滿足感。 “他者化”的核心在于刻意簡化事實，放大和強調差異，以制造出“我們”與“他們”之間對立?！八呋彼茉斓纳矸菡J同過程，是一個依靠文本（包括視覺和聽覺）建構他者形象的策略和過程，同時，這一過程又建立在特定的話語（或知識）體系建構之上，蘊含著某種權力關系和意識形態。

對內國際假新聞的存在固然不可避免，但過于泛濫則表明新聞生態環境欠佳。當想象“他者”、制造“他者”、仇恨“他者”成為司空見慣的營銷手段和盈利工具，假新聞會不可避免地危及媒介生態系統，帶來破壞公共理性、損害國家形象等嚴重后果。抵制對內國際假新聞，亟需學界和業界共同努力，匯合主流媒體、信息平臺、自媒體等力量，建立反假和打假的常態機制，尤其要重視主流新聞媒體和優質新聞生產者的作用。主流媒體很大程度上承擔著事實界定、真相發掘的職能，是社會共享價值觀重要的凝聚者、社會監測的“信托者”，同時也是假新聞的受沖擊者。通過專業、規范、嚴謹的新聞生產規程，建立與用戶的信任關系，成為用戶所信賴的信源，與受眾共同營造健康的新聞傳播生態環境，是主流媒體在整個信息傳播系統中應當承擔的重要社會責任。具備專業能力的媒體從業人員應一如既往地肩負起探尋真相和核查事實的中堅任務，在積極構建多元對話溝通的基礎上，探索最大限度接近客觀真相的標準框架，實現話語“最大公約數”之共識。

（作者辜曉進系深圳大學傳播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李曉兵系深圳大學傳播學院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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