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教授：文科學者不是事不關己的看官

? 馬亮

本文摘自《學術祛魅》

【導讀】社會科學肩負著研究社會、回應現實挑戰的責任。學者不是事不關己的看官，也不是隔岸觀火的過客，而應該是研究社會、提供有價值的知識的先鋒。而現如今，社會科學研究似乎進入了“歷史的垃圾時間”，學術刊物上充斥著大量規范性強、方法漂亮卻沒有任何意義的文章。

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馬亮教授在本文中一針見血地指出中國社會科學存在的諸多問題，深剖問題背后的細節，提出深刻的警醒：與其進行無病呻吟地重復，不如敢為人先地向前一躍。

本文摘編自馬亮教授在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近期出版的《學術祛魅：實證研究十講》一書，有刪減。這本書是馬亮老師在多年的教學和寫作中形成的關于社會科學研究的心得，回答了社會科學研究的基本問題，從如何選一個好的主題，到選擇合適的研究方法，再到寫出一篇有意義的文章。由于寫得平實、接地氣，對青年學子和學者非常實用，該書一上市就異常火爆，上市一周就連續加印三次。

有靈性的真研究與低價值的偽研究

01

談到社會科學研究，人們往往會感到高深莫測，會選擇敬而遠之。實際上，社會科學研究有有趣和美妙的一面。應該讓更多人走進、欣賞和享受社會科學研究。就像曾經讓我受益良多的學術公眾號“政見”堅持的愿景一樣——“我們想拆掉知識的高墻，讓普通人讀懂社科學術研究，接觸靠譜思想資源”。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任何學科的學者開展學術研究，都必然涉及方法的問題。社會科學的研究對象是人以及由人組織而成的社會；而社會的高度情境性、復雜性與微妙性，會顯著影響乃至制約學者可以使用的研究方法。

在過去的二十年中，我一直學習、領悟和講授社會科學研究方法，這樣一種全身心投入和躬身其中的研究經歷，使我不斷體悟與思考，日益加深了我對社會科學研究的認識。而這本題為《學術祛魅：實證研究十講》的書基于我多年講授研究方法類課程的總結和思考形成，在一定意義上是一個階段性的總結。

從一開始的懵懵懂懂，到逐漸駕輕就熟，再到批判性反思，我在與自我對話中完成了對社會科學研究的祛魅，在“較勁”中實現了救贖。我比較幸運的是，在二十年前就接觸了實證研究方法的系統訓練，可以從一開始就運用如今早已被奉為圭臬的工具和技術。更為重要的是，我沒有因此而迷信實證研究方法，而是在不斷反思這些工具和技術存在的不可避免的缺陷與陷阱。希望通過本書與讀者共同學習、應用研究方法并對其進行反思，回答有意義的研究問題，豐富和深化我們對社會的理解、解釋與預測。

02

二十年前，中國的社會科學研究同真正意義上的科學還相去甚遠，存在諸多不規范、不科學的方面。二十年突飛猛進的發展，如今中國的社會科學研究，規范問題、科學性問題早已不是問題，而是學術界的基本共識與操作準則。但是，社會科學研究日益規范化和科學化的同時，大量研究卻丟失了意義與價值。

如今學術會議和期刊收到的投稿論文呈井噴式增長，而千篇一律的標題、疊床架屋的概念和迷信“大力出奇跡”的方法堆砌，讓人難以茍同和不堪卒讀。這樣一種日益規范和科學的社會科學研究，是我們十多年前所孜孜以求的嗎？為什么方法應用越來越廣泛、密集和高深，但是研究的趣味、意義與創新卻并未增強？

過去的研究是有問題、有想法和有靈性的真研究，雖然缺乏規范，但總能令人眼前一亮。而現在的研究有了規范，卻無研究可言，甚至可以說是低價值的“偽研究”。

從社會科學的相關學科來看，都在一定程度上面臨同樣的問題與挑戰。比如，政治學面臨中國實踐與西方概念（理論）的齟齬，需要建構新概念、發展新理論并創新學科話語體系。在管理學領域，學者們高度重視嚴謹性與相關性之間的矛盾，迫切需要解決商學院的教授無法為MBA上課的問題，以及公共管理學院的教授不能為MPA上課的問題。經濟學學科對數學模型與因果推斷的極致追求，帶來了理論的蒼白無力，似隔靴搔癢。與此同時，對統計（經濟）顯著性的追求，讓學者們“眼冒金星”，沉迷于“數星星”。經濟學學者劉元春在《經濟學研究要致廣大而盡精微》一文中就指出：“實際上，很多西方經濟學理論走入了邏輯之美的陷阱，卻忽視了解釋力和建設力。”

毫無意義的學術研究就相當于“學術狗”放“學術狗屁”，就像人類學者大衛·格雷伯所批判的“狗屁工作”或“毫無意義的工作”一樣。2023年在《循環經濟與可持續性》發表的一篇富有挑釁意味的論文就探討了“學術狗屁”的問題。該文指出，在可持續性和轉型領域的學術期刊中，有高達50％的論文是“學術狗屁”。所謂“學術狗屁”，就是“那些連作者本人也難以為其存在的必要性進行辯解，對科學知識進展做出貢獻甚微的研究”，這些論文針對最新流行的熱門話題進行研究，雖然可以獲得大量文獻引用，但是在真正的學術發展和創新方面的意義微乎其微。

《循環經濟與可持續性》上發表的這篇文章將“學術狗屁”分為五大典型類別，包括：乏味問題的研究，停留在對前人研究的簡單復制和“炒冷飯”；文獻綜述的文獻綜述，簡單重復眾所周知的常識而毫無新意；回收性研究，為了迎合研究熱點而“新瓶裝舊酒”，這些研究“回收”問題的論文本身需要被回收；碩士學位論文的瘋狂灌水，指知名學者與碩士生合作的研究粗制濫造；激進分子的咆哮，指個人激進觀點的情緒宣泄，而沒有基于實證證據。

在理論的對話與發展方面，不少研究對經典理論進行反復檢驗和一再重復，卻并沒有挑戰、修正或顛覆這些基礎理論。過去的研究可能沒有理論基礎，但研究人員天馬行空，腦洞大開，腦力激蕩。如今的研究則是運用了各種各樣的理論基礎，卻束縛了研究人員的手腳，禁錮了他們的頭腦。與此同時，理論與實踐“兩張皮”問題較為突出。不少研究反復驗證某些經典理論的偉大，卻沒有帶來任何的知識增長。而照抄照搬地、機械地套用西方理論來“剪裁”中國實踐，也帶來驢唇不對馬嘴、令人啼笑皆非的現象。

與此同時，研究方法，特別是定量分析方法的泛濫與誤用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社會科學的意義與價值。單純炫技和欺負不懂技術的讀者的研究，看似是“降維打擊”，實則是自信不足的體現。

學術研究作為科學、技藝與藝術的集合體，既強調“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圓”，也要避免出現“規矩有了，寸步難行”的問題。當社會科學研究走出“在野之學”，全面擁抱學術規范，未來就要實現“游刃有余而不逾矩”。一定要跳出“規范的陷阱”，擺脫“精致的平庸”。

03

與其進行無病呻吟的重復，不如敢為人先地向前一躍。

當前世界處于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在氣候、人口、科技、財政等領域的巨變，迫切需要學術研究回應現實挑戰。正所謂多難興邦，社會科學研究也要服務難時國家。

學術研究人員不是事不關己的看官，也不是隔岸觀火的過客，而是富有責任感與主人翁精神的公民。遙想一百年前戰火紛飛的動蕩時代，西南聯大的學者們孜孜以求的是尋找一方書桌，可以安靜地教書、讀書和做學問。和當前不少研究相比，民國時期的學位論文與社會調查可能沒有那么規范，但是其所涉獵的領域、關注的議題和獲得的發現，直到今天依然歷久彌新。特別是在當時的條件下能夠收集和積累一手調查資料，為后世研究提供寶貴的歷史數據，殊為不易，令人欽佩。

社會科學研究當前面臨的諸多問題同研究人員的動機、能力與耐心有關。此外，研究人員所處的學術界和社會環境又進一步加劇了問題。比如，研究人員對學術規范的理解存在局限、偏見，特別是一些理工科院校的研究人員盲目認為只有量化研究才是科學研究。再如，在規范化的過程中揠苗助長，導致一些學者有樣學樣、照貓畫虎。又如，“發表是王道”帶來的發表壓力與生存游戲導致玩弄規范、投機取巧的現象。當學術規范成為負擔與枷鎖時，學術研究面臨嚴重的合法性危機。

中國社會科學研究在本土化探索的過程中還承擔著自主知識體系構建的歷史使命。在研究的意義與方法的規范之間，孰先孰后？是發展普適理論，還是建構本土概念？我們不能本末倒置，要追求理論的意義與經驗的雕琢，堅持破立并舉，在解構的同時重構知識體系。

要想改變社會科學的現狀，使之健康發展，就需要持開放的學術研究態度，采取更高的規范。要樹立好的榜樣，批判壞的示范；要認識到社會科學不是遵循單一規范，而是承認多元規范。在認識論傳統與方法論流派方面擁抱多元主義，尊重不同的流派、標準與規范。當然，在批評他人的同時，每個人也要自我批評。學術研究就是欣賞與批判并舉，既要欣賞他人研究的精彩之處，也要關注自身的研究存在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