賬算不清 罰就不疼，懲罰性賠償為何失靈？

懲罰性賠償的真正價值，不在于“賠多少”，而在于能否系統性地抬高侵權的底價。

作者 | 陸柒思嶺

導語

一筆始終沒算清的賬

侵權到底貴不貴？

在很多企業的賬本里，答案并不模糊，甚至相當清楚，也算得過來。

當侵權的最壞結果，只是“把不該賺的錢退回去”，

當懲罰性賠償因為賬算不清、故意難證而頻頻落空，

侵權就不再是違法行為，

而是一種被反復驗證過的商業策略。

正是圍繞這個問題，

最高人民法院知識產權法庭副庭長 朱理，

在《中國應用法學》發表了一篇長達一萬多字的實證研究文章，

用真實裁判數據系統性地追問：

懲罰性賠償，在技術類知識產權侵權中，

到底有沒有真正“打疼”侵權人？

結論并不激進，卻足夠冷靜——

威懾效果，遠未完全釋放。

一

第一筆賬

當侵權“算得過來”，守法一定吃虧

在任何市場中，企業都會在心里算一筆賬：

侵權的預期成本 = 被發現的概率 × 判賠的代價

只要這個數字

小于侵權可能帶來的收益，

侵權就不再是道德問題，而是理性選擇。

朱理的研究，從裁判文書網中系統抽取了 331 件技術類侵權案件，

結果非常直觀：

真正支持懲罰性賠償的案件，僅 35 件

整體支持率：10.6%

專利侵權案件中，更低至 5.3%

這意味著什么？

意味著在絕大多數情況下，

侵權行為的“最壞結果”，

也只是補償性賠償。

從商業視角看，這相當于告訴市場：

侵權失敗了，也只是“退票”，

而不是“罰款”。

二

第二筆賬：

懲罰性賠償寫進了法律，卻沒寫進賬本

很多人會反駁一句：

“不是已經有懲罰性賠償了嗎？”

問題恰恰在這里。

制度存在，并不等于成本生效。

朱理的實證結論非常清楚：

在大量案件中，懲罰性賠償并未成為企業決策時的“常態風險項”。

換句話說：

法律已經把“罰則”寫進文本，

但市場并沒有把它寫進預算。

只要懲罰性賠償的適用仍然是低頻、例外、保守的，

侵權就始終是一種

可計算、可承受的商業選擇。

三

第三筆賬

為什么有些侵權“罰得動”，有些卻罰不疼？

研究中最有價值的一點，

是把不同技術類型的案件放在同一張賬本上比較。

結果差異極其明顯：

植物新品種侵權：

懲罰性賠償支持率25.5%

商業秘密侵權：

支持率25%

專利侵權：

僅 5.3%

這并不是法官“偏心”，

而是賬好不好算。

植物新品種：權利邊界清晰，侵權路徑單一

商業秘密：侵權人多來自內部，惡意高度集中

專利侵權：技術復雜、邊界模糊，“不確定性”極高

一句話總結就是：

越容易算清賬的侵權，

越容易被罰疼。

四

第四筆賬：算不清賬的地方，懲罰性賠償只能“技術性退場”

朱理在文章中，用數據揭示了懲罰性賠償失靈的三個關鍵卡點：

41.2%的案件

因無法證明故意或情節嚴重，被否

24.3%的案件

因損害賠償基數難以確定，被否

背后其實不是“不想罰”，

而是算不了賬。

損害數額無法量化 → 回退法定賠償

原告只喊口號，不給計算模型 → 法官無從下手

懲罰倍數缺乏穩定指引 → 即便支持，也極度保守

在已支持的案件中：

1–2 倍占近七成

5 倍幾乎消失

懲罰性賠償，在實踐中被當成了一種

謹慎、克制、極少動用的工具。

五

最關鍵的一筆賬

如果“放任風險”不算故意，侵權永遠有安全出口

整篇研究中，最具思想重量的一點，

是對“故意”的重新理解。

朱理明確提出：

懲罰性賠償中的“故意”，不應只限于直接故意，

而應當包括間接故意。

翻譯成商業語言就是：

“我知道可能侵權，

但我不在乎?！?/strong>

如果這種行為不被認定為故意，

那么企業只需要學會一句話：

“我不知道會這樣?！?/p>

懲罰性賠償，就會被制度性架空。

從商業倫理上看，

“明知風險仍下注”，

與“明確要侵權”，

本質上并無區別。

最后發現，當侵權仍是“可計算風險”，創新就不會是最優解

朱理在文末給出的結論，其實非?？酥疲?/p>

懲罰性賠償制度已經在技術類知識產權領域初步落地，

但整體案件數量偏少、倍數偏低、適用規則仍不清晰，

威懾與預防功能尚未充分發揮。

翻譯成一句商業語言，就是：

現在的侵權成本，

還不足以讓人不敢試。

懲罰性賠償的真正價值，

不在于“賠多少”，

而在于能否系統性地抬高侵權的底價。

當有一天：

侵權的預期成本，

明確高于侵權可能帶來的收益

市場會自動做出選擇。

不是因為道德覺醒，

而是因為——

這是最理性的生意。

（本文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知產力立場）

圖片來源 | Pixabay 編輯 | 布魯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