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建臣：書院教育史話

探討書院教育史，須從頭說起。

西周時，思想文化為統(tǒng)治者壟斷，學校設在官府，老師即官吏，受教者為貴族。其特點是官師合一、政教合一、不下庶人。

春秋戰(zhàn)國時，各種思想學派紛紛涌現(xiàn)，民辦教育成為主流。諸子百家不僅著書立說，而且廣收門徒有教無類。如孔、墨門徒均成百上千。這種社會化教育，促成中華民族歷史上第一次思想文化大爆炸。其成果至今仍是我們民族的思想文化基礎。

前213年，秦始皇通過焚書坑儒和《挾書律》將文化壟斷推向極端。22年后，劉邦的兒子劉盈繼位，廢除《挾書律》，使西漢前期出現(xiàn)文化復興局面。

漢武帝繼位后，兩次下詔征詢治國方略。博士（相當于社科院研究員）董仲舒審時度勢獻上良策。他首先借用周人“父天母地”及先秦陰陽家“五行”思想，調(diào)制出天人感應、君權(quán)神授理論，旨在解答帝王統(tǒng)治合法性問題。其次他改造孔孟儒學，突出其政治功能，使之從一個民間學派上升為國家意識形態(tài)工具。三是提出“三綱五常”，以家庭倫理綁定國家治理，構(gòu)建家國同構(gòu)社會體系，為社會秩序搭設“龍骨”。

改造后，雖仍冠以儒學，但與孔子儒學相去甚遠，已成為儒表法里、陽儒陰法的“董學”。但漢武帝高度贊賞，罷黜百家獨尊儒術(shù)。

“獨尊”如何落實？前124年丞相公孫弘奏請設立太學，通過制定標準教材及制度規(guī)范予以宣貫。漢武帝欣然批準，并倡議各郡國依樣設學。至漢平帝時（公元3年），全國州縣官學體系基本健全。

然而，自《挾書律》廢除后，常有人拿出劫后余生的先秦典籍，有的還是六國文字。對此，朝廷一方面宣稱標準教材有當朝大儒背書，絕對是正宗儒學；同時又高價收購民間典籍，封存于皇家書庫。

前26年，黃門郎（皇家機要秘書）劉歆奉詔與父劉向一起整理皇家書庫，乃有機會接觸塵封多年古文獻。經(jīng)過比對劉歆發(fā)現(xiàn)，西漢一百多年來推行的標準教材與先秦儒學有很大距離。于是在劉歆帶動下，出現(xiàn)一批專注于在故紙堆里挖掘歷史真相的學者。他們將先秦文獻中的儒家內(nèi)容稱為古文經(jīng)，將朝廷標準教材稱為今文經(jīng)。他們提出古文經(jīng)更反映歷史真實，更有思想價值。于是今古兩派發(fā)生曠日持久大爭論，并對此后兩千年中華思想文化走向產(chǎn)生深刻影響。

且說漢景帝時，蜀郡守文翁為提升蜀人文化素養(yǎng)，在成都創(chuàng)辦一所面向社會的學校。因教堂用石頭壘砌，故名“石室精舍”。漢武帝上臺后實行意識形態(tài)大一統(tǒng)，“精舍”現(xiàn)象便未再出現(xiàn)。

至東漢，面對今文經(jīng)派穩(wěn)居廟堂，有的古文經(jīng)派便以自家府第為場地，進行小范圍學術(shù)交流，傳播研究成果，并以“精舍”自稱。后來精舍越辦越多，影響越來越大，如左傳精舍，姜肱精舍、劉淑精舍、檀敷精舍、包咸精舍等。大的精舍弟子數(shù)以千計。“精舍”于是成為東漢民間學術(shù)交流重要形式。

漢末天下大亂，儒學獨尊光環(huán)逐漸黯淡，道家思想卷土重來。至魏晉，玄學成為風尚。

玄學存在約180年，主要以“三玄”為核心，聚焦“有無之辯”“言意之辨”“才性之辨”等哲學問題；既擺脫了漢代經(jīng)學對典籍的章句訓詁和對災異祥瑞的神學附會，又打破了漢代經(jīng)學“師法”“家法”傳統(tǒng)；通過高度抽象邏輯思辨，將經(jīng)典詮釋轉(zhuǎn)化為哲學創(chuàng)造，推動哲學范式從“天人感應”的宇宙論，轉(zhuǎn)向以“無”“有”“自然”“獨化”為核心的本體論，大大拓寬了中國傳統(tǒng)哲學研究范疇。同時，通過推崇“自然”與“個性”，打破了漢代經(jīng)學對思想的禁錮，推動了個體意識覺醒，構(gòu)建了中國古代哲學史上極具抽象性的理論體系，形成中國古代思辨哲學高峰。

玄學思想與國家政治拉開距離，傳播方式亦有別官學。或著書立說，或通過小范圍沙龍，清談交流辯論，且鐘情山林，遠離喧囂。

隨著東晉滅亡，玄學逐步走向沒落，佛家走上歷史舞臺。

佛教在先秦就已通過民間渠道傳入中國。官方渠道則是東漢永平七年（64）朝廷遣使西行求法。至南北朝，佛教已風行華夏大地。

中國佛教主流是大乘佛教。其中禪宗影響較大。603年，四祖道信提出，僧眾應從分散隱修轉(zhuǎn)向集中居住、聚眾傳法，并墾荒種植自給自足，不再依賴化緣和布施。

將道信主張落實落地的，是其四傳弟子馬祖道一。在執(zhí)掌衣缽30年中，馬祖推動修建寺院48座，號稱“叢林”，僧眾隊伍擴至萬人。不僅全部通過墾荒自給自足，而且實行“農(nóng)禪合一”，將耕作列入必修課。

馬祖圓寂后，弟子百丈參照各種戒律，制定了《禪門規(guī)式》，類似于行業(yè)規(guī)范，世代傳承。

生存方式的轉(zhuǎn)變，使佛教跌入凡塵。但其遠遁山林聚眾傳播的方式，對后世產(chǎn)生重要影響。

在各種文化思潮云卷云舒中，官學一直存在。

司馬炎建晉后，對官學體系做了改革。他把傳統(tǒng)太學一分為二，一部分稱“國子學”，主要教育五品以上官僚及子弟，最高長官稱“國子祭酒”；另一部分仍稱太學，面向六品以下官僚及子弟。

楊堅稱帝后設國子寺，既管理國子學、太學等學府，又總覽教育行業(yè)。這是中國古代教育制度重要變革，也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出現(xiàn)教育管理機構(gòu)。

隋煬帝繼位，改國子寺為國子監(jiān)，進一步明確其辦學及行業(yè)行政職能。此功能后世一直沿用。

此外，隋煬帝在人才觀方面有新突破，繼位伊始（605年）即設立“進士科”，策試取士，被認為是中國科舉制度發(fā)端。初期尚未形成規(guī)范，三次策試，總錄取約30人。

唐代科舉制度在隋基礎上漸次成熟。一是調(diào)整科目設置，設常科與制科；二是規(guī)范考試程序與層級；三是錄取規(guī)模大大拓展，有時數(shù)以百計；四是拓寬考生范圍，為社會中下層提供了上升機會。

有唐一代，科舉成為國家選拔人才主要途徑。唐太宗時，科舉出身的宰相占25%；武則天時50%；宣宗時達87%。

唐代前期，官學受到重視。從中央到府州縣，教學體系比較完備。安史之亂后官學衰落。朝廷急功近利，既要選拔人才，又把人才培養(yǎng)的成本推給民間。于是考生便來自社會各方面，包括商人子弟都可以參加科考。故此，中晚唐時民間教育開始出現(xiàn)。

此時的民間教育以私塾、家族、宗族為主，極少有社會化教育機構(gòu)。既不成體系，也不成規(guī)模。而且目標明確：科考。

五代時情況類似。53年間戰(zhàn)火不斷，更換五姓十三君，官學難以舉辦，但科舉基本沒有間斷（僅4年停考）。

宋朝建立之初，天下未定，教育狀況總體延續(xù)前朝。但是，趙匡胤對治亂問題做了深刻思考。他認識到，如果繼續(xù)推行弱肉強食叢林法則，他趙家江山肯定不會長久。要長治久安，必須重文抑武，建設一個尊重知識、尊重文化的文明社會。同時，還必須建立有效糾錯機制，做到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于是趙匡胤開始施仁政。對驕兵悍將采取贖買和聯(lián)姻等各種方式，和平收回兵權(quán)。對前朝大臣悉數(shù)錄用，人盡其才。

建國2年后，趙匡胤便為子孫立下規(guī)矩，“不得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人”，并刻于石碑，置于太廟。趙匡胤這個祖訓，在中華民族數(shù)千年歷史、數(shù)百位帝王中，毫無疑問是最文明的一句話。它不僅使宋王朝興盛，也將中華文明推向一個新高度。

在趙匡胤既定方針下，北宋文官集團在國家治理中發(fā)揮作用越來越大。至仁宗時，已形成“帝王與士大夫共治天下”理念。“慶歷新政”主要思想和具體條款，幾乎全部出自范仲淹等文官之手。正因士大夫階層有國家治理主體地位，才會有“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主人翁思想境界。

承擔國家治理主體使命，士大夫們在兩個方面有開創(chuàng)：一是在理論上集古賢之大成，開創(chuàng)理學；二是在實踐上創(chuàng)新思想傳播平臺，創(chuàng)建書院。兩者交織在一起，相輔相成，成為一種思想文化體系。

下面介紹幾位重要理學家及書院。

先說范仲淹和應天書院。

范仲淹（989-1052）：生于徐州，幼年喪父隨母改嫁，26歲進士及第，宦海沉浮數(shù)十年。雖非理學家，但對理學家成長和士大夫精神形成，具有開山之功。

且說五代后晉時（941年），文人楊愨在宋州（今河南商丘）創(chuàng)辦睢陽學舍。楊愨去世后，弟子戚同文繼續(xù)辦學，至976年去世停辦。在此35年間，學舍培養(yǎng)大批有成就的人，名噪一時。因趙匡胤曾在宋州任節(jié)度使，故宋真宗于1005年將宋州改為應天府。

1009年，當?shù)剜l(xiāng)紳曹誠斥巨資恢復睢陽學舍。真宗聞之十分高興，賜名“應天府書院”（世稱應天書院），并任命戚同文之孫戚舜賓為主教。是為北宋州縣辦學之始。范仲淹《南京書院題名記》載：“天下庠序，視此而興”。

1014年應天府升格為陪都，稱南京。于是應天府書院又稱南京書院。1027年應天知府晏殊邀請在家丁憂的范仲淹來書院做總教務長。晏殊雖比范仲淹小2歲，但14歲進士及第進入中央，入仕途比范仲淹早十年。

范仲淹青年時即在應天書院讀書。主政應天書院后，不僅親自講學，還邀請孫復、石介等學者來此講學，培養(yǎng)出王堯臣、趙概、富弼、張載、張方平等大批人才。

慶歷新政（1043）期間，書院升格為“南京國子監(jiān)”，成為北宋最高學府，也是中國古代唯一升格為國子監(jiān)的書院。

嵩陽書院位于河南登封，始建于484年（北魏），最初是佛教嵩陽寺，隋代改為嵩陽觀。五代時因文人常聚于此，周世宗955年賜名太乙書院。997年宋太宗更名為太室書院，賜《九經(jīng)》。1035年仁宗重修，賜額“嵩陽書院”。范仲淹1032年曾在此與歐陽修梅堯臣等人雅聚，后多次在此講學。后來程頤長期在此講學。

1045年范仲淹被貶，翌年知鄧州，建花洲書院。此前一年好友滕子京謫岳州，重修岳陽樓，繪成《洞庭晚秋圖》寄范仲淹，請為作記。范仲淹雖未到過岳陽樓，但借368字抒發(fā)政治抱負，文字優(yōu)美意境深遠，不僅與岳陽樓相映成趣，使之名揚天下，而且成為后世士大夫精神的宣言和旗幟。

胡瑗（993-1059）：教育家，理學開山鼻祖之一，生于江蘇泰州。因祖籍在陜西安定堡，故世稱安定先生。少年聰慧，曾與孫復等同隱泰山棲真觀，專心治學。屢考不第，乃于40歲時返鄉(xiāng)開館教學（1226年重建后稱安定書院）。1034年范仲淹知蘇州，特請胡瑗做州學教務長，并以子相托。

滕子京知湖州時，請胡瑗來湖主持州學。胡瑗1042年成行，并斷續(xù)講學12年，形成“湖學”。范仲淹奉旨在開封創(chuàng)立太學后，于1052年奏請胡瑗入太學講學，并將湖學教法定為“太學法”。

1059年病逝于湖州，謚“文昭”，1530年從祀孔廟。

孫復（992-1057）：山西臨汾人，幼年家貧，苦學不輟。1027年范仲淹掌應天府學，請孫復任教。

1034年，42歲的孫復第四次科考落第。應天府書院教務長石介便在泰山之麓專為孫復創(chuàng)建了泰山書院。孫復故此有了教學科研基地，亦因此被稱作“泰山先生”。8年后，經(jīng)范仲淹推薦任國子監(jiān)直講，得到仁宗賞賜。

孫復一生講學，安貧樂道，培養(yǎng)出石介、文彥博、范純?nèi)实却罅抠t士。病重期間，仁宗專派書吏協(xié)助孫復完成遺著15萬言。逝世后仁宗賜錢治喪，歐陽修撰墓志銘。

石介（1005-1045年）：山東泰安徂徠人，“泰山學派”創(chuàng)始人，世稱“徂徠先生”，與孫復、胡瑗并稱“宋初三先生”。1027年范仲淹掌學應天府時，22歲的石介慕名來學，深得賞識。1030年石介進士及第，步入仕途。但對學問的追求一刻不曾放松。除了與孫復共同創(chuàng)辦泰山書院，石介還于1040年在家鄉(xiāng)創(chuàng)辦了徂徠書院，俗稱“作書房”。

石介生性耿直嫉惡如仇，抨擊仁宗好色，指責宰相夏竦為大奸，被誣陷搞朋黨謀反，40歲病逝。后來歐陽修為石介寫墓志銘，稱千古奇冤，并將石介與孔孟相比。

邵雍（1012-1077）：理學家、數(shù)學家、詩人，生于河北，飽讀詩書常年游歷，才智出眾聰慧過人。30歲遷居伊川，并創(chuàng)辦安樂書院，自稱安樂先生。52歲遷居洛陽。前宰相富弼以及司馬光、呂公著等人敬重邵雍，為之置辦田宅。邵雍稱之“安樂窩”，并繼續(xù)講學。兩次被舉薦進朝為官，均力辭不就。垂危時，司馬光、張載、程顥、程頤等人均守候照料，操辦喪事，仿佛送別精神領(lǐng)袖。去世后，宋神宗追贈秘書省著作郎，宋哲宗賜謚號康節(jié)。

周敦頤（1017-1073）：湖南道縣人，文學家、哲學家，理學開山鼻祖。1046年周敦頤任郴縣縣令時興教辦學。大理寺丞程珦特令兩個兒子程顥、程頤拜周敦頤為師。后來周敦頤多次調(diào)動工作，所到之處均力推教育。

1061年，周敦頤逗留廬山期間創(chuàng)建一所書院。因周敦頤特別懷念故鄉(xiāng)門前的濂溪，故名之“濂溪書堂”。1071年致仕后，便定居于此講學著書。二程再度來學。世人則稱周敦頤“濂溪先生”。

另，1050年周敦頤曾任桂陽（今汝城）縣令，講學并寫下《愛蓮說》。后世為紀念，在此設立濂溪書院。

此外，周敦頤還在衡陽石鼓書院、長沙岳麓書院等多處講學，被譽為“上承孔孟，下啟程朱”。創(chuàng)立的理學思想理論被稱為“濂學”。

張載（1020-1077）：生于西安，15歲遷眉縣橫渠鎮(zhèn)，思想家、教育家，理學創(chuàng)始人之一，世稱“橫渠先生”。因講學關(guān)中，故其學派稱“關(guān)學”。

1041年，21歲的張載與陜西經(jīng)略安撫副使范仲淹結(jié)識，受到鼓勵。1057年張載進士及第，后在多地任職。1069年因反對王安石變法，辭官回橫渠崇壽院講學。提出“天人合一”。1077年應召入京，擔任同知太常（禮部副職），同年因病去世。

元代時，家鄉(xiāng)人為紀念張載，在崇壽院舊址設立橫渠書院。

程顥（1032-1085）：生于武漢黃陂，號明道，世稱“明道先生”，理學家、教育家，理學奠基者，“洛學”代表人物。1057年進士，做官至縣處級。以反對王安石新法著稱。不受重用，遂潛心于學術(shù)。1085年宋哲宗即位，召程顥為宗正丞，未起行便病故，享年54歲。宋寧宗時賜謚“純公”。后世多次追贈。

1065年程顥在晉城創(chuàng)辦書院，白天當縣令，晚上做山長。書院名稱幾經(jīng)變化，明稱文昌書院，清稱明道書院，近代始稱程顥書院。該書院是程朱理學重要發(fā)源地。

程頤（1033-1107）：世稱“伊川先生”，理學家、教育家，與兄程顥同學于周敦頤，共創(chuàng)“洛學”，世稱“二程”。18歲即上書勸誡仁宗，提出王道思想。科考不第。1072年偕兄于嵩陽講學。1082年太尉文彥博有感于程頤名重，天下游徒甚眾，乃在洛陽為之建修一座“伊皋書院”。程頤在此講學近20年。元代改稱伊川書院。

1085年哲宗即位，司馬光等人推薦程頤出來做官，婉拒。次年應詔入崇政殿，教皇帝讀書。不久遭蘇軾等人攻擊，又遭諫議大夫孔文仲奏劾，乃于二年后罷官，回洛陽繼續(xù)講學。后沉浮數(shù)次，至75歲去世。

楊時（1053-1135）：生于福建南劍州（今三明），號“龜山先生”，世稱“楊龜山”，理學南傳先驅(qū)。1076年中進士。1081年辭官到潁昌拜程顥為師，一年后南歸。臨別時，程顥怡然嘆曰“吾道南矣”。

程顥病逝后，楊時1093年又往洛陽拜程頤為師。在與游酢拜訪程頤時，留下“程門立雪”佳話。

之所以成為佳話，是因為為一介布衣而立雪者，是兩位朝堂高官。足見宋代尊師重道的價值取向和文化氛圍。

1111年3月，楊時受邀在常州講學，建“龜山書院”。明正德年間改名“道南書院”。

1111年5月，楊時受邀赴無錫講學，創(chuàng)建精舍。因仰慕廬山東林寺，故命名“東林精舍”（淳熙年間改稱東林書院）。楊時在此講學斷續(xù)18年，培養(yǎng)了羅從彥、陳淵、張九成等理學家。

楊時1125年任北宋國子監(jiān)祭酒，1127年任南宋工部侍郎、龍圖閣直學士，跨越北南宋，82歲病逝。

羅從彥（1072-1135）：生于南劍州，祖籍南昌，故稱“豫章先生”。1103年在沙縣時，拜回鄉(xiāng)守制的楊時為師，并在楊時引導下拜見程頤。1112年楊時赴浙江蕭山任知縣，羅從彥前往受學。1116年羅從彥在家鄉(xiāng)設南齋書院講學時，李侗慕名受學。

1132年，羅從彥任廣東博羅縣主簿，在惠州羅浮山創(chuàng)建釣鰲書院。晚年回到南昌隱居，修建“退思樓”講學。后人為紀念羅從彥，1163年建豫章書院。

羅從彥是“閩學四賢”之一，在二程洛學向朱熹閩學演變過程中起了重要橋梁作用。1231年，宋理宗賜謚“文質(zhì)”。1614年，明萬歷詔賜從祀孔廟。

李侗（1093-1163）：生于福建南劍州，世稱延平先生。早年立志科考功名。后聞羅從彥得楊時所傳“河洛之學”，乃棄舉業(yè)，于1116年師從羅從彥。翌年退居山田，屏居治學40余年，絕意仕進潛心理學。1131年延聘南劍州學，名噪一時。隨即創(chuàng)辦九峰草堂，廣收門徒。

1153年朱熹赴任同安縣主簿，途中拜見李侗。朱熹當時鐘情佛老，受李侗點撥，歸儒學道。1158年朱熹卸任后，專程往延平求教。1160年朱熹正式拜李侗為師。師徒二人數(shù)年間書信不斷。后來李侗的部分書信結(jié)集為《延平答問》，成為理學重要文獻。

朱熹（1130–1200）：生于福建尤溪，因祖籍在婺源紫陽山，故世稱“紫陽先生”。1148年中進士。宋孝宗隆興元年（1163），朱熹第一次應詔入對。1169年，朱熹為母守墓時，建寒泉精舍，講學6年。

1179年朱熹知南康軍，重修白鹿洞書院，親訂學規(guī)，延請名師。白鹿洞原是唐代江州刺史李渤的書齋。南唐時李昪在此設官學學館。976年宋太宗賜名白鹿洞書院，賜《九經(jīng)》。

1183年，朱熹在武夷山創(chuàng)建武夷精舍（南宋末年擴建后稱紫陽書院），廣收門徒，聚眾講學。1191年遷居建陽。次年建竹林精舍（1244年宋理宗詔賜“考亭書院”）。

1194年，朱熹知潭州、荊湖南路安撫，對岳麓書院進行改擴建。1196發(fā)生“慶元黨禁”，朱熹以“十大罪狀”名列“偽學魁首”落職罷祠。1200年在血雨腥風貧病交加中辭世。1210賜謚號“文”，贈中大夫，特贈寶謨閣直學士。1227年贈太師，追封信國公，后改封徽國公。1241年入孔廟從祀。

陸九淵（1139-1193）：江西金溪人，世稱象山先生。1172年中進士后，辟出家中偏房做講堂，名槐堂書屋，授徒講學。后兩次被任命為縣主簿，均未到任。1181年赴南康拜訪朱熹，嘗于白鹿洞書院論學。1182年赴臨安，官至從八品，但所到之處皆以講學為主。1184年應詔入對。1186年辭官歸鄉(xiāng)，開始在槐堂及崇正書院（清時改名仰山書院）講學。1187年應門徒彭世昌之邀，赴貴溪（金溪鄰縣）象山講學，創(chuàng)辦象山精舍，講學五年（1232年詔賜象山書院）。1193年壽終正寢。1217年賜謚“文安”。

陸九淵是宋明兩代“心學”開山祖，提出“心即理”、“發(fā)明本心”；“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心外無物，心外無理”；“學茍知本，六經(jīng)注我”。象山書院不立學規(guī)，不用條框束縛學生，而是重視學生心靈培養(yǎng)，讓學生通過獨立思維，自己去感悟世界，獲得靈魂解放。

呂祖謙（1137-1181）：浙江金華人，世稱“東萊先生”。26歲進士及第。29歲回鄉(xiāng)為母守孝，在明招山設壇講學，后擴建為麗澤學堂（1208年重修并定名為麗澤書院）。麗澤書院與岳麓、白鹿洞、象山被譽為“南宋四大書院”。

38歲時，呂祖謙與朱熹合編《近思錄》。該書成為理學入門教材。同年在鵝湖書院主持“鵝湖之會”，邀請朱熹與陸九淵辯難，首開書院會講先河。

呂祖謙開創(chuàng)“金華學派”，與朱熹、張栻并稱“東南三賢”，被尊為“婺學宗主”；與陸王心學、朱熹理學呈鼎足之勢。45歲病故。

張栻（1133-1180）：張良之后，南宋名相張浚長子，生于四川綿竹，號南軒，世稱“南軒先生”。1163年以蔭補官，至廳局級。1165年在城南書院授徒，次年主掌岳麓書院，名盛一時。岳麓書院是976年潭州（長沙）太守朱洞所建，999年太守李允則擴建后興盛。1015年真宗題匾，地位驟升。

1167年朱熹來與張栻切磋，歷時兩個月，從學者愈千，使岳麓書院成為全國理學研究中心。

1180年張栻病逝于江陵知府任上，年48歲。1215年宋寧宗賜謚曰“宣”，后人尊稱張宣公。

張栻是湖湘學派集大成者，與朱熹、呂祖謙并稱“東南三賢”。其思想對湖湘文化發(fā)展產(chǎn)生深遠影響。

陳亮（1143-1194）：生于浙江永康，字同甫，號龍川，世稱“龍川先生”。少有才名，但科舉之路坎坷。51歲時考取狀元，被授予“簽書建康軍節(jié)度判官廳公事”，但次年未到任便去世。

他反對重農(nóng)輕商思想，提出農(nóng)商相籍義利雙行。1172年，陳亮在金華永康創(chuàng)立五峰書院，形成永康學派。1182年朱熹應邀來此講學，從游數(shù)百人。兩人在此展開“王霸義利”之辯，對思想界影響深遠。

1188年，與辛棄疾聚鵝湖書院，商抗金大計。后二人詩詞唱和多篇。辛棄疾《破陣子·為陳同甫賦壯詞以寄之》既抒發(fā)彼此共同理想，亦慰藉陳亮科考落地報國無門之情。

元代，民族問題始終是影響社會治理的核心問題。朝廷通過設立蒙古人、色目人、漢人（原金轄區(qū)）、南人（南宋區(qū)）四個等級，對漢文化打壓。底層漢族人甚至只能用數(shù)字充當姓名。如朱元璋的名字是朱重八，其父名朱五四。

在科舉上，1238年窩闊臺搞一次“戊戌選試”，后停廢近80年。1315年至1368年，又開科16次，取士1139人，但民族等級森嚴。

在書院教育方面，忽必烈規(guī)定，書院必須由官方審核批準后才能設立。山長必須由政府任命，由體制內(nèi)官員擔任。經(jīng)費來源原則上以官撥為主、私捐為輔。對于私捐資產(chǎn)，連同書院經(jīng)營所得，一律登記在冊，接受官府監(jiān)督。教學內(nèi)容嚴格限定在程朱理學，嚴禁出現(xiàn)“異端”。

總之，元代書院政策相較于宋代大為收緊，以官辦書院為主。民辦書院理論上允許存在，但客觀上由官方掌控。

朱元璋稱帝后，對思想文化禁錮遠超元朝。朱元璋的一大發(fā)明，是發(fā)行一部個人語錄《大誥》，要求全國人民當作圣經(jīng)來學習和背誦，同時又是科考重要內(nèi)容。其地位遠凌駕于《大明律》。

朱元璋嚴禁私人創(chuàng)建書院，僅象征性地保留極少數(shù)前代遺留知名書院（如白鹿洞書院），但規(guī)定書院生員不得參加科考。

對于官學，朱元璋極端嚴苛。1394年國子監(jiān)生員趙麟受不了虐待，在校內(nèi)貼出一張“抗議”，被朱元璋下令誅殺。頭顱懸掛在國子監(jiān)大門口160年。

朝廷對文化教育從內(nèi)容到形式的嚴苛管控，使明朝前期整個社會思想枯萎文化凋敝。至憲宗，以為于謙平反為拐點，書院政策出現(xiàn)松動。有官員學者申請設立書院。書院生員亦允許參加科考。于是一些書院陸續(xù)建立或恢復起來。

陳白沙（1428-1500）：廣東江門人，本名陳獻章，別號白沙子，故后人稱陳白沙。1454年陳白沙前往江西臨川，師從吳與弼學習程朱理學。1466年再入國子監(jiān)學習，才學出眾名噪一時。1468年歸鄉(xiāng)，創(chuàng)建小廬山書院講學。

陳白沙提出“天地我立、萬化我出、宇宙在我”的心學原理和“靜坐中養(yǎng)出端倪”的心學方法，創(chuàng)立了嶺南學派，構(gòu)建了“白沙心學”。73歲壽終正寢。

1531年弟子湛若水為紀念恩師在廣州建白沙書院。1573年萬歷下詔修陳白沙家祠；1584年再詔從祀孔廟；1609年三詔謚“文恭”。

湛若水（1466-1560）：生于廣州，號甘泉，29歲師從陳白沙，曾焚掉“路引”以示決心，終成白沙心學衣缽傳人，并在家鄉(xiāng)增城建甘泉書院講學。1505年會考，中進士第二名。當時與王陽明等人論道，學者相從甚眾，聲譽日隆。

雖長期擔任朝廷官職，但在多地開設書院講授理學，終成一派，被稱為“甘泉心學”。一生創(chuàng)立33所書院。75歲致仕，95歲病逝于廣州禺山精舍。

明代心學發(fā)展脈絡是：陳白沙開啟，湛若水完善，王陽明集大成。

王陽明（1472-1529）：本名王守仁，“陽明”是號。生于浙江余姚，27歲進士及第。1506年因觸怒太監(jiān)劉瑾，被杖責并貶至貴州龍場做驛丞。1508年龍場悟道后，創(chuàng)建龍岡書院開始講學。1519年，寧王朱宸濠在南昌叛亂。王陽明招募義勇平定。

1524年，他受邀在紹興稽山書院講學。稽山書院由范仲淹創(chuàng)建于1039年，培養(yǎng)出北宋四位宰相。南宋時朱熹亦曾在此講學，使其成為浙東學術(shù)重鎮(zhèn)。王陽明在此講學三年，聽眾常達數(shù)百人。

1529年王陽明病逝于江西大余縣。為紀念王陽明，弟子們隨即又在紹興修建了陽明書院。隆慶時追贈王陽明新建侯，謚文成。萬歷十二年從祀于孔廟。

陽明心學興起后，士大夫精神重新崛起，形成一股影響巨大的文化思潮。

無錫東林書院：為宋代楊時創(chuàng)建，后衰落。1604年，被罷官貶職的顧憲成高攀龍等人重建并講學。他們從學術(shù)講到朝政，提出“天下之是非，自當聽之天下”，吸引了大批對時政不滿、主張改革的士人。核心人物數(shù)以百計。這些人逐漸形成了以書院為核心的群體東林黨。東林書院成為東林黨人的政治符號和大本營。

他們彈劾魏忠賢閹黨賣官鬻爵、搜刮民財、迫害忠良等二十四大罪。魏忠賢則下令焚毀東林書院，并查封所有支持東林的書院，制造“文字獄”羅織罪名大肆抓捕。楊漣、左光斗、魏大中等核心成員慘遭酷刑折磨致死。東林黨雖敗，但東林書院代表的“士人風骨”卻影響深遠，成為后世文人“以天下為己任”的精神象征。

明朝對思想文化創(chuàng)新一直忌憚和打壓。除禁毀書院4次，還“廷杖”500余次，3000余士大夫挨打，當場斃命400余人。其羞辱知識分子尊嚴之惡可見一斑。

清朝跟明朝類似。前期嚴格抑制書院創(chuàng)辦；中期（康乾）開始有限開放，但深度管控。山長由朝廷任命，收支由官府監(jiān)管，課業(yè)以八股文、試帖詩為主，以科舉為目標，禁止議論時政，同時大興文字獄。

1862年，在兩次鴉片戰(zhàn)爭失敗后，痛定思痛，恭親王奕欣等貴胄提出創(chuàng)辦同文館，在八旗子弟中招收數(shù)人，學習算學、天文、化學、外語及國際法。雖屬無奈之舉，卻依然遭到倭仁、張盛藻、楊廷熙等朝野上下無數(shù)“愛國賊”強烈反對，一波三折舉步維艱。

1898年，作為百日維新成果，朝廷將同文館、強學書局等合并，創(chuàng)立京師大學堂，設置經(jīng)學、理學、文學等普通學科和算學、政治學、外語等專門學科，嘗試向近代學科教育轉(zhuǎn)變。

1901年9月14日清廷頒旨，“各省所有書院，于省城均改設大學堂，各府及直隸州均改設中學堂，各州縣均改設小學堂”，“其教法當以《四書》《五經(jīng)》綱常大義為主……”，標志著全國范圍內(nèi)書院向新式學堂轉(zhuǎn)型。1905年科舉制度廢除，存在千余年的書院徹底退出歷史舞臺。

小結(jié)

書院作為中國文化教育史上一大景觀，主要興盛于宋代。其鮮明特色體現(xiàn)在幾個方面：

1、在理念上：書院明顯受魏晉文化和佛教影響。一是在環(huán)境上大多依山傍水遠離喧囂，便于修身養(yǎng)性鉆研學問。二是重點關(guān)注形而上之道。理學思想與玄學思想有內(nèi)在傳承基因。三是魏晉名士生活態(tài)度與講學風格影響了宋代理學家，清高、出世。

2、在體制上：受先秦諸子私學和漢儒精舍研經(jīng)影響，書院實行社會化辦學。既不同于私塾，又與官學拉開距離。與先秦不同的是，宋代的學術(shù)爭鳴必須局限在皇權(quán)高壓線下。

3、在管理上：書院對聘任山長、選擇學生有獨立自主權(quán)。山長多是大師名宿，可以確立書院規(guī)制。生徒也可以自由流動、擇師而從。

4、在性質(zhì)上：書院以書為核心，集藏書、讀書、寫書、印書、講書、備考于一體，是新興學術(shù)思潮萌發(fā)地，也是中國古代最具創(chuàng)新精神、人文追求的綜合文化教育園地。

5、在學風上：書院既強調(diào)師承又鼓勵創(chuàng)新，具有學術(shù)自由、思想活躍、師生融洽等特點。師生之間、生徒之間可以問難論辯，求同存異，頗具“吾愛吾師，吾更愛真理”的味道。

6、在目標上：“書院之建，為明道也”。雖然也有科考培訓班職能，但更注重承載師道精神與人文理想。而官學培養(yǎng)的則完全是維護統(tǒng)治的工具。必須泯滅個性。

7、在文化價值上：書院代表著師道精神和文化精神復興。道統(tǒng)與政統(tǒng)是維護社會平衡的兩翼，是支撐精神世界與物質(zhì)生活的兩大基石。在傳統(tǒng)文化中，師既是文化傳承者，又是道統(tǒng)承載者。在秦漢政教形態(tài)形成后，道統(tǒng)成為皇權(quán)的奴仆，人的精神性與生物性發(fā)生嚴重傾斜。人生天花板莫過于忠君。而宋代恰恰出現(xiàn)了放著高官不做、宋恭帝勸降也不成的文天祥。這種殉道高于忠君境界的形成，顯然與宋代士大夫的主體意識及道統(tǒng)高于皇權(quán)的信念有直接關(guān)系。用現(xiàn)代目光看，理學內(nèi)容有諸多問題。但在提升道統(tǒng)地位、塑造士大夫主體意識和獨立精神以及推動學術(shù)傳統(tǒng)復興等方面，理學發(fā)揮巨大作用。如果說宋代在中華文明史上呈現(xiàn)一抹亮色，那么毫無疑問，書院功不可沒。

作 者 簡 介

李建臣

清華大學畢業(yè)

博士、編審

中國作家協(xié)會會員

中國散文學會會員

中國科普作協(xié)會員、榮譽理事

代表作《逝者如斯而未嘗往也——狹義相對論的誕生》《時空的彎曲與消長——廣義相對論的建立》等科普作品;《故鄉(xiāng)的河》《依稀荷塘》《漫步康橋》《鵝湖遺響》等散文;《水上漂來的北京城》《運河文化拾貝》《大學教育史話》《傳統(tǒng)文化源流》《文明史系列》等講座

本文系作者在吉林大學講座摘要

—— 文章轉(zhuǎn)載自《好人老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