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晨熹 多洛肯 | 曹丕“文氣”說與宋詩“氣本論”文學觀

宋人論詩，慣以“氣”為核心樞紐。劉克莊在《劉圻父詩序》中明言秉承曹丕《典論·論文》“文以氣為主”之旨，衛宗武亦繼其說，強調“詩亦然”，將“氣”確立為詩文創作的根本內核。宋人結合宋代詩學的獨特語境與理學思想的時代浸潤，為傳統“氣”論賦予了全新的理論內涵與批評實踐價值，“氣韻”“氣骨”“氣格”等衍生范疇隨之成為宋代詩學批評體系中的核心要義。陳善《捫虱新話》更是直截了當地將詩文工拙系于“氣”之盛衰：“文章以氣韻為主，氣韻不足，雖有辭藻，要非佳作也。”其所言“文章”，兼括詩與文，在他看來，詩文能否躋身佳作之列，關鍵在于內在“氣”的充盈與否，外在辭藻不過是次要點綴，這一認知，終成有宋一代詩學的共識。

宋人以“氣”論詩的傳統，根植于其對世界本體的哲學認知。在宋代哲學語境中，“氣”是構成天地萬物的基本要素，不同學派雖對“氣”與“理”的關系認知各異，卻均認可“氣”的本源意義。在宋人看來，人之性情、賢愚、善惡，皆由稟賦之氣的差異所決定，“凡人能言語、動作、思慮，營為皆氣也”（《朱子語類》）。氣的稟賦偏正、盛衰，直接影響文人的為文作詩之道，是以宋人多將詩文視為“氣”的外在物化產物。北宋蘇轍率先明言“以為文者，氣之所形”（《上樞密韓太尉書》），明確詩文乃氣的具象化呈現；南宋衛宗武直接呼應其說，進一步強化“氣”對文之高下的決定性作用；張元幹則將氣的來源上溯至天地自然，指出詩文乃天地之氣聚于胸中、激蕩而出的產物；真德秀更以“元氣”釋圣人之文，將氣與道德本體相連。四人之說，雖各有側重，卻內在理路貫通，共同夯實了宋代“氣本論文學觀”的理論根基。在此基礎上，宋代詩論逐漸形成兩大鮮明傾向：其一，將詩歌創作技法與“氣”的運化緊密關聯；其二，以作者之“氣”為核心，評判詩文的格調與價值。

宋人論詩，雖不乏對創作技法的細致探討，卻始終未陷入“技法本位”的桎梏，而是以“氣”為綱，統攝各類創作技巧。江西詩派標舉“奪胎換骨”“點鐵成金”的詩學主張，從其詩學批評與創作實踐來看，其核心要義實則指向“煉字”，而“煉字”的深層本質，正是“煉氣”。杜甫《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中“白鷗沒浩蕩，萬里誰能馴”一聯，江西詩派代表文論家吳可在《藏海詩話》中評曰：“‘沒’若作‘波’字，則失一篇之意。如鷗之出沒萬里，浩蕩而去，其氣可知。”吳氏以杜詩為證，揭示了“煉字”之所以能達成“奪胎換骨”的藝術效果，核心正在于一字之煉可收聚、運化文氣，此即“煉氣”的本質所在。南宋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四十七）引釋惠洪《天廚禁臠》論黃庭堅作詩，亦循此理。胡氏認為，黃庭堅作詩，常刻意以仄聲字替代律詩中本該用平聲的字，打破常規平仄的圓熟之態，其目的絕非刻意求奇，而是為了“煉氣”——通過平仄的拗折變化，矯正詩文氣脈的柔靡之弊，造就剛健峭拔、挺然不群的氣格。可見，以“氣”統攝詩歌技法，并非個別人的見解，而是宋代詩學的流行共識，黃庭堅所概括的“進技以道”，正是對這一共識的精準提煉。而這種“技法為煉氣服務”的詩學主張，無疑是曹丕《典論·論文》“文以氣為主”核心觀點在宋代詩論中的重要理論轉化與實踐延伸。

蘇轍在《上樞密韓太尉書》中亦言：“然文不可以學而能，氣可以養而致。”這并非否定后天學習的意義，而是強調：詩文的精妙并非單純依靠技法習得所能達成，而內在之氣的充盈，卻可通過后天涵養實現，且氣的涵養，在創作中具有不可替代的決定性作用。李石進一步以孟子與司馬遷為例，否定單純的文學技法對創作的主導意義，強調養氣乃是詩文創作的根本。陸游所言“工夫在詩外”，實則與蘇轍、李石之論一脈相承，明確表達了詩作的工巧與否，根本依賴于作者內在之氣的涵養，而非外在技法的雕琢。呂本中評論曾幾之詩時亦云：“治擇工夫已勝，而波瀾尚未闊；欲波瀾之闊，須令規模宏放，以涵養吾氣而后可。”在呂本中看來，曾幾之詩雖在文辭修飾、字句錘煉上已臻純熟，卻缺乏雄渾壯闊的氣象，其根本原因在于氣的不足，唯有通過涵養自身之氣，方能拓寬詩的格局，造就波瀾壯闊的藝術境界。

宋人的這些論點，共同促成了唐宋詩學的根本性轉變，改變了文學評判的價值尺度。自魏晉文學自覺直至唐代，工巧的形式、高華的氣象與渾融的意境，始終是衡量文學價值的核心標準；而隨著宋代以氣論詩傳統的盛行，這一審美標準被逐漸否定，取而代之的是“文以載道”的全新價值準繩——這一轉變，正是曹丕“氣”論在宋代詩學中理論轉化的深層體現。

周敦頤標舉的“文以載道”，乃是宋儒論詩的核心綱領。他在《通書·文辭》中言：“文所以載道也，輪轅飾而人弗庸，徒飾也。況虛車乎？”在周敦頤看來，修辭藻飾如同車輪車轅的裝飾，若不能承載“道”的內涵，再多的修飾也只是無用的點綴，更遑論那些毫無內涵的“虛車”之作。他雖承認修辭的輔助意義，卻明確將“載道”視為詩文的根本目的，這一主張迅速得到后世理學家的廣泛響應。相較于周敦頤的溫和，朱熹認為，唯有“志之所向”——即“道”的內涵，才是文學批評的唯一標準。朱熹所言的“志”，在葉適那里得到了更為明確的闡釋，即“關政教”：葉適主張，詩文若不能關乎政教、裨益世道，即便藝術上再工巧，也“雖工無益”。至此，宋代詩學的評判標準徹底從審美轉向政教，魏晉至唐代一直備受重視的文學形式之美被逐漸拋棄，反映政教倫理、承載道德內涵的詩歌內容，成為宋人最為看重的核心價值。

宋人堅信，詩歌的好壞取決于作者之氣，而這一“氣”的內涵，首先指向詩人的人格情操與道德修養。李綱在《道鄉鄒公文集序》中曰：“士之養氣剛大，塞乎天壤，忘利害而外生死，胸中超然，則發為文章，自其胸襟流出。”李綱所言“氣”，與孟子所言“浩然之氣”一脈相承，特指個體所秉持的剛正貞烈、超然物外的人格品格。他以韓愈文章為例，直言韓愈之文之所以千古傳誦，雖與“務去陳言”的語言錘煉有關，但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其“操履堅正，以養氣為之本”——韓愈文章中充盈的仁義之氣，正是其剛正人格的自然流露，也是其文章感人至深的核心所在。陸游在《方德亨詩集序》中亦持相近見解：“詩豈易言哉……有才矣，氣不足以御之，淫于富貴，移于貧賤，得不償失，榮不蓋愧，詩由此出，而欲追古人之逸駕，詎可得哉？”在陸游看來，詩的創作固然需要才學，但更受制于作者之氣：唯有人格光大、品行端正，氣脈充盈且不為外物所移，方能駕馭才學，寫出可追步古人的佳作；若氣格卑弱，即便有才，其詩作也終將流于俗弊，難以達到高遠境界。

除此之外，宋代詩論中的“氣”，還蘊含著儒家詩教傳統中“志”的內涵——宋人論詩，始終遠紹《詩經》風雅傳統，援引儒家詩教理念，以矯正晚唐詩風的柔靡流弊。范仲淹在《唐異詩序》中批評五代以來的詩風：“五代已還，斯文大剝……仰不主乎規諫，俯不主乎勸誡，抱鄭衛之奏，責夔曠之賞。”在范仲淹看來，晚唐五代詩文之所以“氣韻甚卑”“氣弱格卑”，核心在于其背離了儒家詩教的“規諫”“勸誡”之旨，淪為無病呻吟的靡靡之音。他主張詩歌應回歸政教功能，并將這一理念貫徹于自身創作之中，“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崇高志向，正是《毛詩序》以來儒家重政教、重諷喻的詩學精神的生動延續。黃庭堅亦十分重視詩歌的“載道”功能，在他看來，詩歌不僅是抒情言志的載體，更是探求儒家之道的重要方式，作詩的根本，在于深耕儒家經術、踐行儒家倫理，這與儒家詩教“文以載道”的一貫主張高度契合。

宋代儒學復興，士人階層普遍重視道德修養與心性涵養，“養氣”隨之成為士人精神生活的核心話題之一。加之宋代文論家普遍認可詩人之“氣”對作品優劣的決定性作用，“養氣”自然成為詩歌創作的核心工夫。宋人“養氣”的工夫論，主要取資于思孟學派，尤其推崇孟子的“養氣說”。《孟子·公孫丑上》提出“志者，氣之帥也”，明確主張“志”為“氣”的統帥，“志”立則“氣”存。宋人繼承這一觀點并進一步豐富了“志”與“氣”的關系內涵。朱熹言：“志正而氣自完，氣完而志益正”，明確揭示了“志”與“氣”相互依存、相互促進的辯證關系：心中之志端正，方能涵養充盈之“氣”；而氣脈充盈，又能進一步護持心志、堅定志向。這一認知，直接促成了詩歌創作中“持志養氣”說的提出與發展。

“氣”作為中國傳統哲學的元范疇，始終是后世闡釋世界本體、探尋事物規律的重要理論資源。宋人立足時代語境，取資于傳統“氣”論，構建起自身的世界觀，并將這一認知延伸至文學領域，形成了獨具特色的“氣本論文學觀”。他們強調“氣”所蘊含的人格道德內涵，重視其政教倫理指向，將詩文的價值高下與作者之“氣”的盛衰、偏正緊密相連，進而引出“持志養氣”的創作工夫論。宋代詩學對曹丕《典論·論文》“氣”論的繼承與轉化，不僅促成了唐宋詩學的根本性轉變，更打破了前代詩學的審美格局，最終構建起別開生面、獨具特質的宋代詩學體系，為中國古代文論的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

原載：《光明日報》2026年2月28日

作者：文晨熹 多洛肯，分別系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文學院博士研究生，西北民族大學中國語言文學學部教授、博士生導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