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日,美國國際貿易法院宣布,美國海關及邊境保護局退還去年美國總統特朗普依《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IEEPA)征收的關稅。
法官伊頓稱:“所有依《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被征收關稅的正式進口商均有權受惠于最高法院的裁決。”
特朗普政府通過IEEPA對大多數進口到美國的商品征稅,估計共征得約1,700億美元的收入,退款程序仍不明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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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0日,美國最高法院裁定,特朗普政府依據《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實施的相關大規模關稅措施缺乏明確法律授權。
征收關稅歷來是國會的權力,特朗普越權了。現在美國國際貿易法院依據美國最高法院的判決,裁定美國政府要退還征收的這些關稅。這對特朗普政府是一次重大打擊。
特朗普第一任期最受關注的事就是向全球發起關稅戰,除了中國堅決抵制外,其他國家都接受了這屈辱的霸凌。
特朗普一直在沾沾自喜,稱美國多掙了上千億,這一重大決策如今被判違法,雖然特朗普政府已于2026年2月24日終止了相關關稅,但政府迅速轉向其他法律授權(如232條款或122條款),嘗試繼續維持高關稅,以應對稅收造成的財政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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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稅要求對聯邦政府預算構成了巨大威脅,這導致政府將削減其他開支。特朗普政府內部出現了明顯的分歧:以財政部長貝森特為代表的務實派傾向于通過協商達成和解,以避免財政崩盤;而強硬派則試圖尋找法律漏洞,甚至暗示可能繼續上訴或尋求國會立法來“追溯合法化”部分關稅,以此拖延執行。
目前,已經有超過1000家美國企業集體發起訴訟,要求立即返還關稅。這種來自本土資本的巨大壓力,迫使美國政府不得不正視執行問題。
預計最終結果將是一種“妥協式執行”:政府可能會分期退款,或通過稅收抵免等方式變相償還,而非一次性現金退還。
這一事件不僅是對美國單邊主義貿易政策的司法糾偏,更標志著全球貿易秩序進入了一個充滿不確定性與重構的新階段。
在司法裁決前,美國對華平均關稅稅率約為35%—40%。取消20%關稅后本應大幅下降,但由于新增10%的全球臨時關稅,最終?實際平均稅率僅下降5%?,維持在30%—35%區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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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關稅得以退還,中國出口企業將獲得寶貴的現金流補充,緩解資金壓力;同時,關稅壁壘的降低將直接提升中國產品在美國市場的價格競爭力,促進出口回暖。
然而,深層挑戰依然存在。美國對華遏制的戰略意圖并未因關稅受挫而改變,反而可能轉向更隱蔽的技術封鎖、投資限制和“友岸外包”。中國需警惕美國將貿易問題泛安全化,利用非關稅壁壘繼續打壓中國高科技產業。
關稅戰未能為美國實現減少貿易逆差的初衷,2025年全年?美國貿易逆差為?9015億美元?,同比?微降21億美元?,基本持平。這主要是由于供應鏈轉移和美國進口需求下降所致,而非美國出口競爭力的提升。
更重要的是,關稅成本絕大部分由美國進口商和消費者承擔,推高了國內通脹,損害了中小企業的利益。
法院的判決削弱了特朗普“行政令治國”的“創舉”,他試圖繞過開國會、利用緊急狀態法單方面改變貿易格局的嘗試被司法系統叫停,這暴露了其政策在法律基礎上的脆弱性。
關稅戰曾是特朗普競選時的核心承諾,被視為“讓美國再次偉大”的利器。如今關稅戰從“政治資產”變成了“政治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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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若強行抵制判決,將面臨憲政危機;若被迫退款,則等于承認政策失敗,這將直接影響中期選舉,特朗普正陷入進退維谷的境地。
美國關稅政策對世界貿易體系產生了深遠的負面影響。
特朗普的關稅政策實際上宣告了二戰后由美國主導的自由貿易時代的終結。他將關稅從“貿易調節手段”轉變為“地緣政治武器”。世界貿易組織(WTO)名存實亡,全球貿易進入“叢林法則”的時代。
美國國內司法與行政的沖突,讓全球看清了其政策制定的隨意性。這促使歐盟、東盟乃至拉美國家加速推進貿易多元化戰略,減少對美元和美國市場的依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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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正在流向能夠規避高額關稅、政治穩定的地區,全球資本配置的邏輯從“尋找最低”成本轉向“尋找最低地緣政治風險”。
全球供應鏈進一步碎片化。為規避關稅風險,跨國企業被迫加速“中國+1”或“近岸外包”策略,導致全球供應鏈成本上升,效率下降。這種人為割裂不僅推高了全球通脹,也阻礙了技術擴散與合作。
此次法院判決雖然否定了特朗普的濫權,但重建全球貿易秩序已經變得非常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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