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新興”到“支柱”，深度解讀2026政府報告生物醫藥身份之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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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26年這份政府報告中，我們可以看到生物醫藥產業的“升格”。

十四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在萬象更新的春天召開。當人們將目光聚焦于政府工作報告中關于新質生產力的表述時，一個微妙而深刻的變化悄然發生。

回首2025年，生物醫藥被列為 “新興產業” 進行培育；而在2026年的報告中，它的前面增加了一個極具分量的定語—— “支柱” 。報告明確提出，要“打造集成電路、航空航天、生物醫藥、低空經濟等新興支柱產業”。

從“新興”到“支柱”，看似兩字之差，實則是一次產業地位的“質的飛躍”。這不僅僅是一個名詞的更換，更是國家對生物醫藥產業十年變革的肯定，也是對未來經濟格局的戰略性重塑。

01.

為何是2026年？

要理解這一變化，我們必須將時間軸拉長至2015年——那場載入史冊的“722臨床核查”風暴。那一年，中國醫藥行業經歷了一場“刮骨療毒”式的變革，臨床虛假數據的泡沫被徹底戳破，彼時中國創新藥在全球醫藥市場的占比不足5%。正是這場“自我革命”，開啟了藥品審評審批改革的大幕。

此后的十年，是中國生物醫藥產業“從無到有”、“從仿到創”的黃金十年。2017年，中國加入ICH（國際人用藥品注冊技術協調會），標志著中國藥監體系與國際全面接軌。2018年，港交所18A規則允許未盈利生物科技公司上市，為創新藥企打通了資本血脈。2024年，中央及地方政府進一步加大產業扶持力度，提出 “全鏈條支持創新” 的新主張，政策覆蓋基礎科學、融資支持、藥品審批、醫療保險、市場價格管理等產業鏈的各個環節。

這一系列鋪墊，在2024-2025年迎來了集中爆發。數據顯示，2024年中國創新藥市場規模約1592億美元（約合1.15萬億元人民幣），全球占比保持在15%左右；License-out交易總金額達519億美元，創歷史新高。2025年，中國醫藥創新成果進一步集中涌現，國家藥監局批準上市創新藥達76個，創歷史紀錄，其中國產創新藥占比超80%。正是這種從“政策洼地”到“技術高地”的轉變，讓生物醫藥有了從“新興”走向“支柱”的底氣。

2026年將其明確定位為“支柱”，意味著國家層面對該產業的認知發生了根本性轉變：

1. 從“備選項”到“必答題”：在尋求新的經濟增長點、應對人口老齡化、保障全民健康安全的戰略背景下，生物醫藥不再是可有可無的科技探索，而是必須抓在手里的“硬核資產”。正如中國工程院院士曹雪濤所言：“過去我們對一類新藥創新藥總覺得是可望不可及，現在回頭一看我們已經站在山峰的另一側。”

2. 從“單點突破”到“系統作戰”：“支柱”意味著產業鏈的延伸和帶動效應。它不僅要自己強，還要帶動新材料、人工智能、高端制造等上下游產業的協同發展。德勤報告指出，“全鏈條支持創新”是對創新藥開發的全生命周期的全價值鏈提供全方位支持，旨在提升產業整體競爭力，增加行業內創新的廣度與深度。

3. 從“跟跑并跑”到“局部領跑”：中國創新藥研發能力已實現歷史性跨越。全國人大代表、恒瑞醫藥董事長孫飄揚表示，目前我國在研新藥管線規模位居全球第二，國產創新藥的全球價值得到廣泛認可，醫藥創新實現了從“跟跑”到“并跑”的跨越。2024年FDA批準的IND分子中，超過一半來自中國。

02.

“支柱”的支撐背后

政府工作報告中的每一個字，都是用實績寫成的。生物醫藥之所以能“升格”為支柱，背后是幾組令人振奮的數據。

1. 審批速度的“中國速度”

通過立法明確時限，中國的藥品審批已經從自由裁量的“守門”職能，轉變為推動創新的“輸送”系統。國家支持符合條件的創新藥臨床試驗審批時限縮短至30個工作日。2024年獲批的48個1類創新藥中，有17個通過優先審評審批程序批準上市，11個附條件批準上市，13個在臨床試驗期間納入了突破性治療藥物程序。創新藥從獲批上市到納入醫保目錄的時間已從原來的5年左右降至1年左右。

更值得關注的是中國在研發效率上的系統級優勢。麥肯錫報告指出，在確定靶點到申請IND的藥物發現階段，中國創新藥企可以比國際同行快2-3倍的速度推進。在fast-follow型小分子藥物上，中國甚至可以實現50%-70%的復合加速——美國同行做一個IND申報的時間，中國可以做兩個半。臨床開發階段，中國創新藥企相較于國際同行，可以以2-5倍的速度招募患者，每位患者的成本僅為歐美的1/2。這種“中國速度”讓“中國優先”成為全球藥企關注的新趨勢。

2. 全球創新的“中國席位”

十年前，中國藥企在全球創新舞臺上大多是“跟跑者”。如今，在ADC（抗體偶聯藥物）、雙抗、細胞與基因治療等前沿領域，中國研發項目的全球占比已舉足輕重。以ADC為例，國產ADC新藥占全球管線的比例達超過40%。2024年，中國共批準48個1類創新藥，數量僅次于美國的50個，成為全球第二大首次批準地區。全球在研藥物管線中，中國在研項目占比已上升至26.7%，僅次于美國的49.1%。

更具標志性的是，中國創新藥的對外授權交易金額實現了爆發式增長。中國創新藥在全球醫藥交易中的占比從2015年的10.8%躍升至2025年的52.5%，首次超過全球半數份額。2025年全年，中國創新藥對外授權交易金額超過1300億美元，交易數量超百起，全年誕生多筆百億元級重大合作，合作模式也從簡單的授權進入共同開發、共擔風險、共享收益的深度協同。

3. 商業回報的“中國價值”

百濟神州的澤布替尼2024年全球銷售額達26億美元，同比增長105%，成為首個在美上市的中國本土研發的抗癌新藥。康方生物的雙抗依沃西在單藥頭對頭對比帕博利珠單抗（K藥）的III期臨床研究中，取得11.14個月的中位無進展生存期，顯著優于K藥的5.82個月，成為全球首個在單藥頭對頭試驗中證明療效顯著優于K藥的藥物。

這些突破背后，是中國Biotech與美國同行差異化競爭優勢的顯現。2025年1-8月，納斯達克生物科技指數持續承壓，超過20家美國Biotech企業關停。而中國Biotech憑借研發效率、成本和臨床資源上的差異化優勢，成為跨國藥企應對“專利懸崖”的戰略合作伙伴。正如業界觀察所言：“中國Biotech企業的差異化特性和‘高性價比’，吸引了MNC大規模的‘掃貨’，用‘真金白銀’為中國創新藥投票。”

03.

從“立柱”到“架梁”

定位為“支柱”之后，如何讓這根柱子立得住、立得穩？2026年的政府工作報告并非孤立地提及生物醫藥，而是將其置于一套完整的政策組合拳之中。當前產業的核心矛盾已轉變為 “先進的研發能力”與“亟待突破的源頭創新、亟待完善的市場支付”之間的不平衡。破解這一矛盾，需要“雙輪驅動”。

1. 全產業鏈的生態構建

打造支柱產業，不能只靠研發端的單兵突進。從國家到地方，一套覆蓋研發、審評、生產、應用的全鏈條支持體系正在形成。

中央層面，自2008年國家創新藥物研發重大專項啟動以來，共推動84個一類新藥、41個中藥創新藥獲批上市，初步構建起“基礎研究-臨床前研究-臨床試驗-成果轉化”的完整創新鏈。新階段創新藥重大專項的組織實施已于2025年順利啟動，重點轉向“以創制能力帶動品種創新”，實現從“攻克10類重大疾病”到“根據中國疾病譜統籌布局”的轉變，形成以“企業為主體、科研機構為支撐、臨床為核心”的協同創新格局。

地方層面，京津滬蘇穗等生物醫藥產業聚集的城市相繼發布本地化全鏈條扶持政策。江蘇自貿試驗區推動生物醫藥全產業鏈開放創新，探索生物制品分段生產試點；山東聚焦細胞與基因治療，布局省級區域細胞制備中心；上海浦東發布《生物醫藥產業園區功能提升方案（2025—2027年）》，提出到2027年生物醫藥工業產值突破1000億元。這種從中央到地方的政策協同，為支柱產業的成長提供了豐厚的土壤。

2. 支付端的“破壁”攻堅

創新藥研發的“最后一公里”是市場準入。過去，“進院難”曾讓不少好藥陷入“上市即巔峰”的尷尬。中國醫藥創新促進會資深會長宋瑞霖直言，中國創新藥最大短板是“市場包容不足”：中國人均創新藥支出僅為日本的1/24.4，難以支撐高強度研發。

2026年的政策導向正在發生積極變化。在審評審批層面，國家藥監局建立了鼓勵創新、加快引進和臨時進口等“三條通道”，僅2025年就有48個罕見病藥物獲批上市。

在支付保障層面，一個 “1+3+N”多層次醫療保障體系正加速形成。2025年12月，國家醫保局正式發布首版《商業健康保險創新藥品目錄》，這是我國醫療保障史上第一次專門為商業健康保險制定的國家級藥品目錄。配套的“三除外”政策從制度層面拆除了創新藥進院的考核障礙：不納入基本醫保自費率指標、不納入集采中選可替代品種監測范圍、商保保障病例可不納入按病種付費范圍。

在地方層面，上海的探索走在前列。《上海市生物醫藥“新優藥械”產品目錄》成為全國可推廣的樣本——產品一旦進入該目錄，公立醫院需在一個月內無條件采購，且不受DRG/DIP限制，以硬性約束打通創新藥落地“最后一公里”。

3. 源頭創新的“冷板凳”堅守

“支柱”不僅要看數量，更要看質量。面對全球醫藥競爭新格局，代表委員們清醒地認識到，從“泛泛創新”走向“硬核創新”是必經之路。

全國人大代表、恒瑞醫藥董事長孫飄揚指出當前三大挑戰：其一，源頭創新能力亟待加強，同質化競爭風險凸顯；其二，創新價值回報機制不完善，支付體系建設仍需優化；其三，國際化發展任重道遠，全球競爭力面臨考驗。他提出，要聚焦腫瘤、神經退行性疾病、自身免疫性疾病等重大疾病領域，攻堅核心技術，提升從0到1的原始創新能力。

全國政協委員、中國藥科大學校長郝海平建議，打造適合原始創新藥研發的“生態區”，匯集人才、資本、平臺等要素，推動高校、科研院所、醫院與企業的深度融合，針對若干重大疾病實現真正有突破性療效的藥物研發。

從諸多創新藥企發展軌跡可以看出，“0到1靠國家，1到N靠生態”。基礎科研和政策要有定力，商業化路徑要有回報邏輯，否則資本只會在熱點間流動。這也意味著，未來的政策將更加傾向于支持那些真正具備突破性療效、解決臨床未滿足需求的“全球新”產品，而非簡單的快速跟進。

站在2026年的春天回望，中國生物醫藥產業走過了一條波瀾壯闊的蛻變之路。從十年前作為“新興產業”小心翼翼地培育，到今天作為“支柱產業”撐起經濟高質量發展的一片天，這背后是制度的理性、資本的耐心和科學家的勇氣共同作用的結果。

展望未來，隨著“十四五”規劃的深入實施和2035年遠景目標的臨近，生物醫藥作為支柱產業的角色將更加凸顯。AI制藥、細胞治療、基因治療等新興領域嶄露頭角，中國在部分前沿技術領域已實現“并跑”乃至“領跑”。

中國生物醫藥產業的全球定位將呈現“雙循環”特征：在國內大循環中，通過醫保支付改革和創新生態建設，形成“研發—生產—消費”的完整閉環；在國際循環中，通過技術、產品輸出和產能合作，深度參與全球醫藥產業分工。當資本有耐心、支付有空間、全球有合作，中國創新藥才能真正從“一個產品”成長為“一個產業”，從“單點突破”邁向“生態共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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