煙臺王旭斌律師丨同種數罪分案被先后判處緩刑和實刑的處理

在司法實踐中，緩刑考驗期內發現漏罪的處理一直是法律適用中的難點問題。當同一被告人因同種數罪被分案處理，且先后被不同法院判處緩刑和實刑時，如何在法律框架內實現公正的刑罰執行，考驗著司法機關的智慧。本文通過對齊某福組織、領導傳銷活動案的深度剖析，探討了緩刑考驗期內發現漏罪的法律適用邏輯、同種數罪分案處理的程序困境與突破，以及數罪并罰的具體計算規則。本案不僅揭示了司法實踐中跨地域分案處理的復雜性，還為如何通過審判監督程序糾正錯誤裁判提供了重要參考，對同類案件的處理具有重要的啟示意義。

一、典型案例評析

【基本案情】

被告人齊某福伙同他人在江蘇省盱眙縣成立傳銷組織，開展傳銷活動騙取財物，違法所得累計人民幣90100元。江蘇省盱眙縣人民法院于2021年6月30日作出（2019）蘇0830刑初362號刑事判決：被告人齊某福犯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判處有期徒刑三年，并處罰金人民幣八萬元。被告人齊某福不服，提出上訴。江蘇省淮安市中級人民法院于2021年10月15日作出（2021）蘇08刑終264號刑事裁定：駁回上訴，維持原判。公安機關出具的前科查詢載明齊某福無前科，齊某福供述其無前科。

罪犯齊某福被交付執行后，山東省淄博市臨淄區司法局聯系江蘇省盱眙縣人民法院，告知齊某福于2020年1月6日被山東省淄博市臨淄區人民法院以（2019）魯0305刑初606號刑事判決認定犯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被判處有期徒刑二年，緩刑二年，并處罰金人民幣六千元，緩刑考驗期為2020年1月17日至2022年1月16日。前述江蘇一、二審法院在對齊某福作出裁判時，齊某福均處于（2019）魯0305刑初606號刑事判決確定的緩刑考驗期之內。另查明，齊某福在江蘇、山東等地實施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犯罪的時間有交叉。

江蘇省淮安市中級人民法院于2024年4月28日作出（2024）蘇08刑再1號刑事判決：撤銷原一、二審判決，認定被告人齊某福犯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判處有期徒刑三年，并處罰金人民幣八萬元；撤銷山東省淄博市臨淄區人民法院（2019）魯0305刑初606號刑事判決的緩刑部分，執行有期徒刑二年，并處罰金人民幣六千元，兩罪并罰，決定執行有期徒刑四年三個月，并處罰金人民幣八萬六千元。

【裁判理由】

本案主要爭議問題為:犯同種數罪的同一被告人被分案處理，先后被兩地法院分別判處緩刑和實刑，且后罪宣告時緩刑考驗期尚未屆滿的，宣告后罪的法院如何處理為宜。對此，不宜簡單執行兩個判決，而通過再審程序撤銷兩個判決又不符合司法效率的要求；特別是，在兩個判決作出法院跨省的情況下，通過再審程序撤銷兩個判決操作更為困難。《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七十七條第一款規定：“被宣告緩刑的犯罪分子，在緩刑考驗期限內犯新罪或者發現判決宣告以前還有其他罪沒有判決的，應當撤銷緩刑，對新犯的罪或者新發現的罪作出判決，把前罪和后罪所判處的刑罰，依照本法第六十九條的規定，決定執行的刑罰。”從加強人權司法保障和提升司法效率的角度出發，可以依照審判監督程序撤銷后宣告的判決，參照刑法第七十七條第一款規定的精神，撤銷緩刑，予以并罰。

本案中，原裁判生效后發現新情況，即在原裁判生效前被告人齊某福因犯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已被山東省淄博市臨淄區人民法院判處有期徒刑二年，緩刑二年，并處罰金人民幣六千元，且在本案一、二審裁判宣告時，齊某福均處于前判決確定的緩刑考驗期之內。嚴格意義上講，本案齊某福所犯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不屬于刑法第七十七條第一款規定的“在緩刑考驗期限內犯新罪或者發現判決宣告以前還有其他罪沒有判決的”情形，理論上可以通過兩地同時提起審判監督程序后再合并審理的方式糾正。但是，考慮跨地域合并審理的繁冗等因素，為提高司法效率，本案參照刑法第七十七條第一款規定的精神，對后宣告的判決提起審判監督程序，在該程序中直接撤銷前判決中對齊某福的緩刑執行部分，把前后兩個判決所判處的刑罰，通過數罪并罰決定執行的刑罰。

【裁判要旨】

對犯同種數罪的被告人分案處理，先后分別判處緩刑和實刑，且后判宣告時緩刑考驗期尚未屆滿的，可以依照審判監督程序撤銷后宣告的判決，參照刑法第七十七條第一款“被宣告緩刑的犯罪分子，在緩刑考驗期限內犯新罪或者發現判決宣告以前還有其他罪沒有判決的，應當撤銷緩刑，對新犯的罪或者新發現的罪作出判決，把前罪和后罪所判處的刑罰，依照本法第六十九條的規定，決定執行的刑罰”的精神，撤銷緩刑，予以并罰。

二、煦濱刑事團隊律師評析

（一）緩刑考驗期內發現漏罪的法律適用邏輯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七十七條第一款，緩刑考驗期內發現漏罪或再犯新罪的，應當撤銷緩刑并數罪并罰。本案中，齊某福在山東省淄博市臨淄區人民法院【（2019）魯0305刑初606號】判決的緩刑考驗期（2020年1月17日至2022年1月16日）內，被江蘇省盱眙縣人民法院【（2019）蘇0830刑初362號】判決犯同種罪名（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雖然山東判決在前、江蘇判決在后，且兩罪犯罪時間交叉，嚴格意義上不屬于刑法第七十七條第一款規定的“在緩刑考驗期限內犯新罪或者發現判決宣告以前還有其他罪沒有判決的”情形，但該條款的精神和邏輯仍可適用，江蘇法院判決時齊某福仍處于緩刑考驗期內，本質上屬于“發現判決宣告前還有其他罪未判決”的情形，符合撤銷緩刑的實質條件。

（二）同種數罪分案處理的程序選擇困境與突破

1.分案處理的程序沖突

齊某福在山東、江蘇兩地實施的同種犯罪行為因地域管轄分案處理，導致兩地法院分別作出緩刑與實刑判決。若機械執行兩判決，將產生“緩刑與實刑并存”的矛盾結果，違背“禁止重復評價”與“刑罰執行統一性”原則。

2.再審程序的合理性

江蘇省淮安市中級人民法院通過再審程序（【（2024）蘇08刑再1號】）撤銷原判，并直接撤銷山東法院判決中的緩刑部分，具有三重法律依據：

o實體法依據：參照刑法第七十七條第一款精神，將分案處理的同種數罪視為“漏罪”，撤銷緩刑后合并處罰。

o程序法效率：跨省合并再審程序繁瑣，直接通過再審撤銷后判并參照數罪并罰規則處理，符合《刑事訴訟法》關于審判監督程序“糾正錯誤裁判”的功能定位。

o司法實踐導向：最高人民法院通過本案明確，對分案處理的同種數罪，可突破形式程序障礙，直接適用數罪并罰規則，避免刑罰執行混亂（參見裁判要旨）。

（三）數罪并罰的具體計算與罰金合并規則

1.刑期并罰的計算

本案中，齊某福在山東和江蘇兩地實施的犯罪行為屬于同種罪名，且犯罪時間有交叉，構成判決宣告以前的一人犯數罪。山東法院判處有期徒刑二年（緩刑）、江蘇法院判處有期徒刑三年，根據刑法第六十九條“總和刑期以下、最高刑期以上”的規定，合并執行有期徒刑四年三個月。該結果體現“限制加重原則”：總和刑期五年（2年+3年），最高刑期三年，最終刑期四年三個月介于二者之間，既體現罪責相適應，又避免刑罰過苛。

2.罰金刑的合并執行

山東判決罰金六千元、江蘇判決罰金八萬元，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財產刑若干問題的規定》第三條“罰金總額不得超過各罪罰金數額之和”，合并執行八萬六千元，符合“并科原則”的合法性要求。

（四）類案對比與裁判規則創新

對比其他緩刑撤銷或數罪并罰案件，本案特殊性在于：

·跨地域分案處理：多數案例未涉及跨省判決沖突問題；

·同種數罪的時間交叉：區別于一般漏罪案件，本案兩罪實施期間重疊，強化了數罪并罰的必要性。

裁判規則創新點在于：在缺乏明確程序規定的情形下，通過再審程序參照實體法規則解決分案沖突，為同類案件提供了“程序簡化+實體并罰”的范例。

（五）對司法實踐的啟示及意義

1.強化跨地域司法協作：公安機關、法院應建立犯罪記錄聯網核查機制，避免因信息滯后導致分案判決沖突。

2.明確分案處理的并罰規則：建議通過司法解釋明確“分案處理的同種數罪參照漏罪規則撤銷緩刑并罰”，統一法律適用標準。

3.辯護策略優化：律師在類似案件中應主動核查被告人其他地區犯罪記錄，及時申請合并審理或提出數罪并罰抗辯，避免當事人因程序瑕疵承擔過重刑罰。

本案的裁判過程及其背后的法律邏輯，為司法實踐中處理緩刑考驗期內發現漏罪及同種數罪分案處理問題提供了極具價值的示范。通過再審程序撤銷后宣告的判決，并參照刑法第七十七條第一款的精神進行數罪并罰，法院不僅解決了跨地域分案處理的程序困境，還確保了刑罰執行的統一性和罪責刑相適應原則的貫徹。這一裁判規則的創新，為未來類似案件的處理提供了“程序簡化+實體并罰”的范例。同時，本案也提醒司法機關在處理跨地域犯罪時，需強化信息共享與協作機制，避免因地域管轄導致的分案處理沖突。

律師簡介

王旭斌，山東煦濱律師事務所創始人、主任律師。煙臺市人大常委會監督法院檢察院專家庫成員、煙臺市“優秀青年律師”、煙臺市“優秀青年志愿者”、萊山區“青年法治先鋒”，擁有十三年法律服務經驗。本科畢業于華東政法大學，研究生畢業于美國南加州大學，具備雙語法律服務能力，法律理論功底深厚，實戰經驗豐富。
尤其擅長經濟類犯罪、職務犯罪、網絡犯罪辯護。深諳刑法、刑事訴訟法及司法解釋，熟悉偵查、審查起訴、審判全流程司法邏輯，擅長從證據鏈條、事實認定、法律適用中尋找辯點，堅持有效辯護。擁有大量取保候審、不起訴、緩刑、罪輕辯護的成功案例。
帶領團隊創辦刑事辯護品牌“煦濱刑事辯護”，團隊成員多畢業于華東政法大學、中國政法大學等知名高校法學專業，或具備法院、檢察院工作經歷，部分成員執業超過十年。團隊累計辦理刑事案件數千起，涉及經濟犯罪、職務犯罪、涉黑惡案件及企業合規等多領域刑事案件，具有強大的理論支撐和豐富的實務經驗，成功辦理多起無罪辯護成功的精品案例。
團隊著有《煦濱刑事辯護產品手冊》《刑事律師首次會見全流程指引》《刑事案件精細化閱卷法律服務》《致刑事案件家屬的一封信》《山東煦濱律師事務所刑事案件委托指引》等指導性文件，幫助委托人更好地了解刑事訴訟程序和相關法律知識，讓法律服務過程更加透明、可感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