票數疑云下的“浪姐”，公證員在公證什么？

來源：中國新聞網

中新網北京4月15日電(記者 王詩堯)以直播形式回歸的《乘風2026》再次掀起網絡熱潮，然而有關“劇本”“投票”等疑云卻一直揮之不去。

淘汰風波引發輿論爭議

上周結束的《乘風2026》“一公”里，演員趙子琪與主持人維妮娜因票數較低慘遭淘汰，維妮娜更是在淘汰感言里質疑：“我不知道這個舞臺的評分標準是什么？”

維妮娜(中)淘汰落淚。圖片來源：《乘風2026》視頻截圖

一方面是關注度暴漲節目收獲超高人氣，另一方面則是觀眾對于比賽公正性的質疑聲不絕于耳，也有網友詢問“不是有公證員在嗎”？

那么，綜藝節目中的公證員到底在公證什么？受到大眾質疑時是否有義務回應？帶著這些疑問，中新網記者采訪了北京市京都律師事務所合伙人常莎，對此進行解讀。

據常莎介紹，公證員的職責核心是程序監督。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證法》及《公證程序規則》，公證員須履行事前審查規則與器具、現場全程監督、核對原始數據并宣讀公證詞、事后出具公證書等法定程序。

一般設有大眾投票環節的綜藝節目，主持人會在開場時介紹公證員，有的人會疑問“這些公證員在觀眾席上看演出，如何保證投票數是否準確”？

兩名公證員。圖片來源：《乘風2026》視頻截圖

常莎指出，對于監督位置，法律并沒有很明確的細節規定。但可從監督的目的推斷，現場監督公證要求公證人員親臨現場，對整個活動程序的真實性、合法性實施監督。

這里的“現場”并非限定于某一固定位置，公證員既可在觀眾席區域監督投票環節的發放和回收，確保無違規操作，也可在數據統計處監督電腦統計過程，核對原始數據與統計結果的一致性。

從公證實踐來看，公證員的監督重心往往落在數據統計環節。以《我是歌手》為例，公證員劉麗萍的工作方式是“盯電腦屏”，即只在數據統計處負責客觀統計票數。另一典型案例是央視青年歌手電視大賽，評委簽名計分條匯總至公證員手中，由公證員將紙條分數與電腦分數逐項核對，確保不會因評委按錯或機器故障導致分數出錯，核對完畢后才向觀眾公布分數。

為什么質疑難以得到回應？

當投票結果與大眾預期出現分歧時，公證員和節目組是否有義務回應？常莎強調，面對質疑，節目組與公證員均無法定的直接公開回應義務，但存在間接約束機制。

以2007年我國首例短信投票案為例，歌迷起訴光線傳媒稱其短信投票數量作假，北京東城區法院以原告不具有起訴主體資格、原被告之間不具有法律上的關系為由駁回起訴。因此，投票觀眾與節目組之間是否構成消費者合同關系，尚無明確認定。

但根據《營業性演出管理條例實施細則》第三條，國家依法維護營業性演出經營主體、演職員和觀眾的合法權益，禁止營業性演出中的不正當競爭行為。節目作為面向公眾的營業性活動，應維護觀眾合法權益，禁止不正當競爭行為；在涉票選業務中對消費者信息權益的保障和公示、回應機制至關重要。

從行政監管層面看，根據北京市廣播電視局下發的通知，網綜節目組須科學設計選拔機制，嚴禁任何機構和個人干擾、造假收視率數據，因此，節目組在面臨重大輿論質疑時，廣電主管部門可依職權要求其進行說明或整改。

隨著廣電部門監管力度的加強，節目組在投票機制透明化方面的合規要求日趨嚴格。若節目組對外宣傳“有公證員現場監督”“公平公正公開”，卻在面臨質疑時不予回應，可能面臨虛假宣傳或誤導消費者的法律風險。

一旦造假，后果遠不止“翻車”

韓國人氣選秀節目《Produce101》就曾出現過投票造假丑聞。2019年7月，該系列選秀節目第四季《Produce X 101》最后一場直播的觀眾收費短信投票環節，熱門人選出局，意外人選出道，引發暗箱操作爭議。

投票造假爭議發酵后，韓國警方對案件及相關人士展開調查。節目監制金榮范、制作人安俊英等人被指控涉嫌在《Produce 101》第一季到第四季的直播投票環節暗箱操作，造假投票數據，安俊英更是收取演藝企劃公司3600余萬韓元的賄賂，隨后二人被判刑。

韓國選秀節目《Produce X 101》。

常莎表示，若節目組工作人員在投票數據造假過程中收受經紀公司財物，可能涉嫌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罪；若節目組通過虛構投票數據騙取觀眾投票費用，可能涉嫌詐騙罪。韓國《Produce101》案正是以此類罪名定罪量刑的，中國司法實踐中類似行為同樣面臨刑事追訴風險。

在流量與商業價值高度綁定的綜藝賽道上，“公平”從來不僅是一個技術問題，更是信任問題，公證員也并非是結果背書人，而是程序把關者。公證員能確保票數被如實統計，卻無法替觀眾回答“這個結果是否合理”。

當大眾投票與心理預期頻頻錯位，真正需要被檢視的，或許不是公證員是否盡責，而是節目機制是否足夠公開、清晰、可被驗證。只有如此，舞臺上的每一次晉級與淘汰，才不至于在掌聲之外，留下更多問號。(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