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華教授：“非轉小”后的治療策略與方案選擇 | 直播回顧

整理者：雨過天晴

審核人：鷹版

非小細胞肺癌(NSCLC)與小細胞肺癌(SCLC)兩種病理類型在生物學行為、治療方法和預后方面存在顯著差異。然而，在某些特殊情況下，非小細胞肺癌也會“變身”為小細胞肺癌，甚至出現兩種類型并存的復雜局面，為此類患者的后續治療帶來巨大挑戰。

為了幫助患者更好地理解并應對“非小細胞肺癌轉化小細胞肺癌”這一臨床難題，12月11日，首都醫科大學附屬北京胸科醫院鄭華教授針對“非轉小”的產生機制、識別與檢測、治療方案與最新進展等內容進行了系統科普。小編特整理出此次直播的全程精華內容，供讀者參考。

科普講解

在肺癌的診療領域，非小細胞肺癌（NSCLC）與小細胞肺癌（SCLC）是兩種具有顯著差異的亞型，其中NSCLC約占肺癌總數的85%，SCLC約占15%。NSCLC又包含鱗癌、腺癌等類型，部分腺癌患者會攜帶EGFR、ALK、ROS1等陽性突變，這些突變成為靶向治療的重要靶點。然而，在臨床實踐中，一種特殊的現象逐漸引起關注 ——部分NSCLC在接受靶向治療后，可能會向SCLC轉化，這一現象不僅給治療帶來了新的挑戰，也成為腫瘤耐藥研究的重要方向。

NSCLC向SCLC轉化的現象與爭議

2006年，醫學領域首次報道了NSCLC向SCLC轉化的病例：一名45歲不吸煙的女性患者，初次診斷為EGFR 19DEL突變的腺癌，接受厄洛替尼治療18個月后疾病進展（PD），再次肺穿刺病理提示為SCLC，且仍攜帶EGFR 19DEL突變，后續尸檢發現多器官存在轉化的SCLC病灶，無腺癌病理殘留。自此之后，類似病例陸續被報道，SCLC轉化也被確定為EGFR-TKI治療后的一種新耐藥方式。關于這一轉化現象的機制，目前存在兩大核心假說，且均伴隨著相關爭議。

克隆選擇假說（腫瘤異質性）

該假說認為，在EGFR-TKI治療前，腫瘤組織中就同時存在NSCLC和SCLC兩種細胞成分，只是病理組織學活檢僅檢測到了NSCLC成分。在EGFR-TKI對NSCLC細胞進行殺傷治療的過程中，原本處于弱勢的SCLC成分逐漸增殖并占據主導地位，從而表現出SCLC的臨床特征。支持這一假說的研究顯示，同時含有NSCLC和SCLC細胞成分的異質性腫瘤，在穿刺活檢標本中占1%-3.2%，在手術切除標本中占9%-26%。

但反對者提出了兩點關鍵質疑：一是SCLC具有進展迅速、臨床癥狀明顯的生物學特性，如果腫瘤早期就含有SCLC成分，患者對EGFR-TKI治療的有效時長不會如此之久；二是轉化后的SCLC仍攜帶與初始NSCLC一致的EGFR突變，這一特征難以用腫瘤異質性中原本存在的SCLC成分來解釋。

譜系可塑性假說（克隆進化）

這一假說主張，腫瘤干細胞在增殖分化的某個階段先定向分化為NSCLC細胞，而在NSCLC細胞增殖發展過程中，受到EGFR-TKI等外界壓力刺激，發生譜系轉化，成為SCLC細胞。有研究證實，攜帶EGFR敏感突變腫瘤細胞的起源細胞具有分化為神經內分泌腫瘤細胞（如SCLC細胞）的潛能，說明NSCLC與SCLC可能來源于共同的腫瘤干細胞，存在“共同起源”。此外，NSCLC向SCLC的轉化并非僅由EGFR-TKI誘導，也可能獨立于EGFR抑制發生。

不過，原發/新發SCLC（de novo SCLC）的存在，對這一假說構成了挑戰，因為無法用譜系可塑性完全解釋此類原生SCLC的起源。

隨著臨床觀察時間的延長，通過對EGFR-TKI耐藥后靶向治療患者的反復穿刺檢測發現，部分患者會出現小細胞肺癌轉化的情況，且該比例需引起重視。據文獻報道，一代靶向藥物如吉非替尼、厄洛替尼耐藥后，患者小細胞肺癌轉化比例為14%。在三代靶向藥物臨床應用過程中，不同用藥場景下的轉化比例存在差異：一代藥物耐藥后序貫使用三代藥物時，小細胞肺癌轉化比例為4%-15%；一線直接使用奧希替尼（三代靶向藥）時，轉化比例為15%。

近期發表的一篇論文顯示，奧希替尼治療后的小細胞肺癌轉化比例因用藥線數和人群不同而有所差異：一線使用奧希替尼時，轉化比例為2%-15%；二線使用奧希替尼時，轉化比例同樣為2%-15%。綜合來看，EGFR-TKI耐藥后患者小細胞肺癌轉化的整體比例并不低，需臨床高度關注。

引自：Lancet Reg Health West Pac. 2024 Dec 11;53:101260.

NSCLC向SCLC轉化的分子機制

深入探究NSCLC向SCLC轉化的分子機制，對于預測轉化風險、開發針對性治療策略具有重要意義。已有多項研究從基因組、轉錄組等層面揭示了這一過程的關鍵機制。

一項對21名EGFR突變的晚期肺腺癌患者進行全基因組測序發現，肺腺癌和轉化后的SCLC共享共同的克隆起源，并經歷分支演化軌跡。在首次EGFR-TKI治療前，SCLC祖先的克隆分歧已經發生，且在早期肺腺癌階段就觀察到RB1和TP53的完全失活。數據顯示，小細胞轉化組RB1和TP53的失活率（82%）明顯高于非轉化組（3%），這表明評估EGFR-TKI治療的腺癌患者中RB1和TP53的狀態，對于預測小細胞轉化具有重要價值。

引自：J Clin Oncol.2017 Sep 10;35(26):3065-3074.

另一項針對4112例肺癌患者的NGS檢測研究發現，21%的患者為EGFR突變型肺癌，其中5%同時患有EGFR/RB1/TP53突變。在這些三突變患者中，39人中有7人發生SCLC轉化（18%），其余4例為原發性混合SCLC。值得注意的是，在伴有RB1改變但TP53為野生型的EGFR突變型肺癌患者中，均未出現小細胞轉化或 PTEN 缺失，這進一步證實了TP53/RB1雙突變在轉化過程中的關鍵作用。從突變類型來看，19del突變患者的轉化風險高于L858R突變患者，從初始EGFR-TKI治療開始到轉化的中位時間為1.1年。

一項通過轉錄組分析和多重免疫熒光的研究發現，轉化前的肺腺癌組織(LUAD-BT)已表現出潛在的轉化特征，而轉化后的SCLC組織(SCLC-AT)的轉錄組特征介于LUAD-BT和原發性SCLC(SCLC-P)之間，這表明SCLC轉化是一個漸進的過程。研究共鑒定出137個差異表達基因，其中49個上調、88個下調。表觀遺傳調控因子（如 HDAC10、HDAC1和DNMT3A）在轉化過程中發揮重要作用，提示SCLC轉化可能由腫瘤細胞內的表觀遺傳改變驅動，而非腫瘤微環境的變化。在分子亞型方面，SCLC-AT中YAP1亞型占主導地位，而SCLC-P中ASCL1亞型占主導。這兩種亞型的治療反應存在顯著差異：YAP1亞型對傳統化療反應較差，但可能為免疫熱腫瘤，具有較高的T 細胞浸潤和免疫治療反應潛力；ASCL1亞型對傳統化療(如鉑類聯合依托泊苷)較為敏感，但易快速耐藥。

一項廣東團隊的研究納入了1436例EGFR突變的NSCLC患者，其中63例發生了轉化型SCLC。基于RB1基因狀態，轉化型SCLC患者被分為EGFR突變/RB1野生型亞組和EGFR/RB1突變亞組（n=34）。單細胞RNA測序結果顯示，EGFR突變/RB1野生型樣本主要表現為ASCL1亞型，與Notch和HIF-1信號通路相關；EGFR/RB1突變樣本表現為NEUROD1亞型，與氧化磷酸化和細胞周期通路相關。且ASCL1和NEUROD1均屬于免疫冷亞型，這為后續治療方案的選擇提供了參考。

此外，CDC7(細胞分裂周期蛋白7)作為關鍵的細胞周期調節蛋白，在EGFR-TKIs治療后肺腺癌向神經內分泌癌(NEC)的轉化過程中表達上調。研究發現，高CDC7表達與神經內分泌轉化的發生相關，且與預后不良相關。CDC7抑制劑能夠誘導MYC蛋白的蛋白酶體介導的降解，從而抑制神經內分泌轉化，在體外實驗中對NE轉化的肺腺癌細胞具有顯著的抑制效果。這一發現為開發針對性的靶向治療藥物提供了新的靶點。

轉化SCLC后的診斷

準確診斷NSCLC向SCLC轉化是后續治療的前提，診斷過程需結合病理形態學、免疫組化、基因檢測和腫瘤標志物等多方面證據：

病理活檢：需對進展后的腫瘤組織再次進行活檢，通過病理形態學觀察確認是否呈現SCLC的典型特征；

免疫組化：突觸素(Syn)、嗜鉻蛋白A(CgA)、神經細胞粘附分子(NCAM)等神經內分泌標志物陽性是重要的診斷依據；

基因檢測：轉化后的SCLC通常仍保留原來的 EGFR活化突變，同時合并RB1、TP53突變，這是與原發性SCLC的重要區別之一；

腫瘤標志物：血清NSE、Pro-GRP水平升高可作為輔助診斷指標。

轉化SCLC后的臨床特點

綜合多項臨床研究數據，轉化后SCLC的臨床特點主要包括：

人群特征：多見于女性、不吸煙患者，初始診斷時以IV期肺腺癌為主，EGFR突變類型中19號外顯子缺失占比最高（約75%），其次為L858R(約22%)和G719X(約3%)；

轉化時間：從初始診斷到SCLC轉化的中位時間存在差異，不同研究報道的結果在1.1年至35.9個月之間，多數集中在17-20個月左右；

突變保留：多數患者轉化后仍保持EGFR突變，但之前存在的T790M突變往往會丟失，如一項研究中18名之前T790M陽性的患者，轉化后僅1名保留該突變；

預后情況：轉化后患者的預后相對較差，自 SCLC 轉化以來的中位總生存期(OS)通常在8.5-10.9個月左右，但接受第三代TKI治療后轉化的患者預后優于第一代/第二代治療后轉化的患者(49.4個月vs.20.0個月，自診斷肺癌開始計算)。

轉化SCLC后的治療策略

針對轉化SCLC的治療，目前已形成多種治療方案，臨床需根據患者的具體情況選擇合適的治療策略：

化療方案：鉑類藥物聯合依托泊苷是轉化后SCLC的經典治療方案，客觀緩解率(ORR)約為45%，中位無進展生存期(mPFS)為3.5個月。近期回顧性研究為優化治療提供了重要線索。有數據顯示，在轉化SCLC中，紫杉醇類藥物(如白蛋白結合型紫杉醇)顯示出一定活性，緩解率可達71%。同時，抗血管生成藥物(如安羅替尼、貝伐珠單抗)的應用與患者總生存期的顯著改善相關。這提示，針對腫瘤血管生成的干預，可能打破其快速進展的惡性循環。

抗血管生成治療：安羅替尼在臨床研究中表現出良好的療效，總有效率達66.7%，mPFS為6.2個月，為轉化后SCLC的治療提供了新的選擇；

免疫治療：在轉化型SCLC中的療效及治療價值尚存在爭議，目前并不鼓勵在臨床常規使用。一項研究中17例患者使用單純免疫治療（單藥免疫或雙免治療）中，無一例患者顯示有效。另外一項多中心的回顧性研究中，47例患者均接受鉑類/依托泊苷化療，其中單純化療17例，ICl+化療20例，EGFR-TKI+化療10例。三組的mPFS及OS均相似，其中ICl+化療對比單純化療的OS改善并不顯著(HR=0.75,P=0.44)。但另一項納入47例患者的研究顯示，免疫聯合治療組與單純化療組的 mPFS分別為5.1個月和4.1個月，無顯著差異(HR=0.76,P=0.45)；然而，免疫聯合治療組mOS達20.2個月，顯著長于未接受免疫治療組的7.9個月。目前，不同中心研究結論并不一致，因此，免疫治療在轉化型SCLC中的作用仍在探索中。

靶向聯合治療：在多個PDX模型中，蘆比替丁單藥或與奧希替尼聯合使用可顯著抑制腫瘤生長，為臨床應用提供了實驗依據。而塔拉妥單抗聯合奧希替尼的治療方案，在14名可評估患者中，1名（7%）達到部分緩解，聯合治療組的部分緩解率為16%，但總體療效仍有待進一步驗證；

其他探索性治療：研究發現，轉化性SCLC細胞系對BCL-2、BCL-XL抑制劑ABT-263敏感；EGFR-TKI與AKT抑制劑聯合治療可減弱轉化細胞系的存活率；組蛋白去乙酰化酶抑制劑在體外和體內實驗中均能顯著抑制轉化細胞系的增殖，這些都為后續的治療探索提供了方向。

綜上所述，NSCLC向SCLC轉化是EGFR-TKI治療后的重要耐藥機制之一，其發生比例約為3%-15%。同時，需關注患者的分子亞型和血清pro-GRP和NSE水平，為及時發現SCLC轉化，調整治療方案和預后評估提供參考。未來，隨著對轉化機制的深入理解和新型治療藥物的不斷研發，有望進一步優化轉化后SCLC的診療策略，為患者帶來更長的生存獲益。

答疑解惑

問：B7H3和DLL3 ADC類藥物，是否適用于EGFR肺腺癌轉小細胞的患者？

鄭華教授：針對這一前沿問題，現有研究數據可提供部分參考。關于DLL3 ADC藥物，一項納入16例轉化性小細胞肺癌患者的研究顯示，該藥物整體治療有效率偏低，且療效持續時間較短，但免疫組化證實DLL3高表達的患者，能夠從塔拉妥單抗治療中明確獲益。因此，對于肺腺癌轉化為小細胞肺癌的患者，建議通過DLL3免疫組化檢測明確其表達狀態，若為高表達，可考慮采用塔拉妥單抗治療以爭取更好療效。

而B7H3 ADC藥物目前尚未獲批小細胞肺癌適應癥，且尚無針對轉化性小細胞肺癌的相關研究數據，暫時無法給出明確用藥建議。未來待該藥物上市后，可在轉化性小細胞肺癌患者群體中開展進一步臨床探索，以積累循證醫學證據。

問：對于混合型的“腺癌轉小細胞”，在進行化療時是否還有必要聯合原靶向藥物？

鄭華教授：肺腺癌轉化為小細胞肺癌，本質上意味著患者已對原靶向藥物產生耐藥，但具體是否需在化療時聯合原靶向藥物，需結合患者病變進展范圍綜合判斷。

我院臨床分析發現，部分患者表現為局部進展，全身病變整體控制良好，僅出現孤立結節，且經穿刺證實該結節為小細胞肺癌。此類情況下，聯合原靶向藥物具有重要意義，因為全身其他病變仍可通過靶向藥物有效控制，此時采用“局部治療+化療+EGFR-TKI”的治療方案更為合理。

若患者呈現全身多發的廣泛進展，原靶向藥物的應用意義則不大。此時患者體內腺癌成分已基本消失，病灶以小細胞肺癌為主，靶向藥物對其作用微乎其微，應優先采用小細胞肺癌的標準治療方案，是否聯合原靶向藥物對治療效果影響較小。

問：部分患者在耐藥后難以再次獲取病理，如果是EGFR19突變合并RB1、TP53，并且神經元特異性烯醇化酶（NSE）和胃泌素釋放肽前體（ProGRP）都出現升高，此時是否可以判斷已經出現“腺癌轉小細胞”？

鄭華教授：臨床中確實常見耐藥后難以再次獲取病理的此類病例，當患者存在EGFR19突變且合并RB1、TP53突變，同時小細胞肺癌相關標志物（NSE、ProGRP）升高時，需高度提示可能發生了腺癌向小細胞肺癌的轉化。

但需明確，病理形態學結合免疫組化是明確小細胞肺癌轉化的重要依據，不能僅憑臨床指標推測就實施治療。從治療方案選擇來看，依托泊苷聯合鉑類是小細胞肺癌的標準治療方案，而紫杉醇類方案對非小細胞肺癌和小細胞肺癌均適用，因此對于暫未明確病理的患者，可考慮選用紫杉醇聯合鉑類方案治療，臨床中也觀察到此類患者接受該方案后，腫瘤標志物下降、病情有所改善的情況。

即便部分方案可兼顧兩種病理類型，仍強烈建議盡可能獲取小細胞肺癌的病理證據，只有這樣才能為患者制定更為精準的治療方案。

問：部分“腺轉小”的患者，后續可能身體無法滿足EP方案的化療要求，所以嘗試采用依托泊苷軟膠囊聯合原TKI進行治療，然后再密切監測NSE和ProGRP指標的變化，這種方案是否可行？

鄭華教授：該治療方案具有可行性。腺癌轉化為小細胞肺癌后，不少患者因身體狀況無法耐受靜脈含鉑化療，而在小細胞肺癌治療方案中，依托泊苷的不良反應相對較輕，鉑類藥物的不良反應則較為明顯。

對于身體狀況較差的患者，無論是靜脈輸注依托泊苷還是口服依托泊苷軟膠囊均可行，口服依托泊苷的生物利用度約為靜脈給藥的50%，臨床中可根據患者具體身體狀況適當調整用藥劑量。因此，口服依托泊苷軟膠囊聯合原TKI治療的方案是可嘗試的，治療期間密切監測NSE和ProGRP指標變化。

問：小細胞轉化后進行了EP方案+同步放療，目前評估有效穩定。下一步如何治療，是否可以奧希替尼+口服依托泊苷維持？

鄭華教授：依托泊苷是小細胞肺癌治療的常用藥物，但在小細胞肺癌的維持治療中未取得陽性研究結果。臨床中，小細胞肺癌的標準治療通常為4-6個周期的依托泊苷聯合鉑類方案，不建議在此基礎上繼續延長治療周期。此前多項臨床研究顯示，在完成4-6個周期含鉑聯合依托泊苷方案治療后，僅以依托泊苷進行維持治療，并未延長患者的生存時間。基于此，對于轉化性小細胞肺癌患者，同樣不推薦采用依托泊苷進行維持治療。

問：通過氣管鏡，在第一家醫院檢測為大細胞神經內分泌，在第二家醫院用首次的蠟片檢測，結果卻顯示小細胞神經內分泌，請問這是什么原因？二者是并存還是轉化？

鄭華教授：這種情況并非腫瘤發生轉化，因為大細胞神經內分泌癌與小細胞神經內分泌癌同屬神經內分泌癌范疇，二者的診斷標準存在明確差異，主要依據Ki67表達水平、細胞大小、細胞分裂象數量以及免疫組化指標來區分。

從免疫組化特征來看，二者具有共性，如嗜鉻粒素A（CgA）、突觸素（Syn）等神經內分泌相關指標均呈陽性。而核心鑒別點在于：大細胞神經內分泌癌細胞體積較大，小細胞神經內分泌癌細胞體積較小，同時Ki67表達水平和細胞分裂象數量也存在顯著不同。

出現兩家醫院診斷結果不同的情況，可能是由于不同蠟片樣本中腫瘤細胞的表達特征存在差異所致。但需明確的是，二者的治療原則較為相似，同屬神經內分泌癌治療體系，小標本診斷有可能存在差異，建議大標本進一步明確診斷。

問：如何區分是腺癌轉化小細胞，還是自身本就存在二者混合型？

鄭華教授：從技術層面而言，腺癌轉化為小細胞肺癌與自身本就存在二者混合型的區分具有明確方法，其中單細胞測序是核心手段之一。我院病例分析顯示，腺癌轉化為小細胞肺癌后，約50%的病例會呈現腺癌與小細胞肺癌混合的狀態。通過微切割技術或單細胞測序檢測，若發現小細胞肺癌成分中存在EGFR突變（與原腺癌突變一致），則可判斷為腺癌轉化而來；若小細胞肺癌成分中無EGFR突變，則多考慮為自身本就存在的混合型。

從臨床診療歷程也可輔助判斷：初始診斷時即同時存在腺癌與小細胞肺癌成分，可界定為混合型；若初始診斷為單純腺癌，經治療一段時間后出現小細胞肺癌成分，且基因檢測顯示仍為原腺癌的突變類型，則判定為轉化型。

需注意的是，單細胞測序費用較高，更多應用于科研領域，臨床實踐中往往缺乏直接證據明確區分二者。但無論患者屬于混合型還是轉化型，只要病灶中存在小細胞肺癌成分，均需采用針對小細胞肺癌的治療策略。

問：患者為EGFR 719C突變，服用一年阿法替尼后確診轉小細胞、肝轉移，目前的治療方案為EC方案，后期是否需要增加免疫治療？還是換成紫杉醇？

鄭華教授：首先需明確，免疫治療與靶向藥物不可同時進行，若要加用免疫治療，必須先停用靶向藥物。從治療療效角度來看，免疫治療在轉化性小細胞肺癌中的治療地位尚未明確，現有多中心研究數據匯總顯示，紫杉醇的療效優于免疫治療，治療把握性更高。雖然免疫治療不良反應相對較輕，在后續缺乏更好治療方案時可嘗試應用，但從療效優先級而言，紫杉醇方案的地位更靠前。因此，建議優先選擇紫杉醇化療方案，暫不建議加用免疫治療。

問：患者確診時為腺鱗癌，伏美替尼治療1年后，行手術治療，術后病理為小細胞癌75%、腺癌15%、鱗癌10%，合并tp53突變與RB1突變，分期為T2N1b，術后已經進行四期化療，請問化療之后，是否需要服用伏美替尼維持治療？

鄭華教授：該病例可判定為轉化型小細胞肺癌。從治療原則來看，原發小細胞肺癌中部分ⅠA期患者可行手術治療且能取得較好療效，轉化性小細胞肺癌若處于局限期，采用手術或局部放療聯合治療也可獲得良好效果。該患者已接受手術切除病灶（術后病理顯示小細胞癌占75%），且完成了四個周期的術后小細胞肺癌化療，后續建議加用靶向治療。

從病情特點分析，患者病灶中仍存在15%的腺癌成分，若不進行靶向治療，腺癌成分未來存在復發風險。此外，即便不考慮轉化性小細胞肺癌的背景，對于EGFR突變患者，術后進行EGFR-TKI輔助靶向治療也是標準診療策略。因此，建議患者術后化療結束后，采用伏美替尼（EGFR-TKI類藥物）進行維持治療。

問：部分EGFR突變患者在經過長期治療后，會出現腦膜轉移，在進行腦脊液腫瘤標志物檢測時，如果出現ProGRP升高，是否意味著腦膜病灶已經出現小細胞轉化？

鄭華教授：血ProGRP作為小細胞肺癌相關標志物，在腦脊液中升高并不直接等同于腦膜病灶出現小細胞轉化。該標志物的表達與神經相關，即便未發生小細胞轉化，腦脊液中的ProGRP也可能出現輕度升高。

但需關注ProGRP的升高幅度：若僅為輕度升高，需警惕小細胞轉化的可能性，但不能確診；若ProGRP顯著升高，則需高度懷疑存在小細胞肺癌腦膜轉移，應積極開展進一步檢查以明確診斷。臨床中曾有EGFR耐藥后發生腦膜轉移的病例，腦脊液病理確診為小細胞肺癌，其ProGRP水平顯著升高，這也印證了顯著升高的ProGRP對小細胞肺癌腦膜轉移的提示意義。

問：患者為EGFR L858R和TP53、RB1三突變，服用三代靶向藥19個月，腦脊液基因檢測L858R豐度43，TP53和RB1豐度分別為88和97。目前采用伏美替尼三倍劑量和鞘注培美曲塞，請問小細胞轉化風險有多大？是否有辦法避免或預防轉化？

鄭華教授：目前尚無明確依據支持存在可預防小細胞轉化的有效手段。從突變特征來看，TP53和RB1突變確實會增加小細胞轉化的風險，相較于其他突變類型，此類三突變患者的轉化概率更高，但并非百分之百會發生轉化。

從當前治療方案分析，培美曲塞對小細胞肺癌幾乎無效。若為降低潛在轉化風險、優化治療覆蓋范圍，鞘注治療可考慮更換為更廣譜的化療藥物，如塞替派或甲氨蝶呤，這類藥物在鞘注化療中應用廣泛，覆蓋范圍相較于培美曲塞更全面，可作為替代選擇嘗試。

問：患者為EGFR“腺轉小”，TROP2陽性，后線使用蘆康沙妥珠單抗初步控制，但入腦效果較差，腦部仍有進展，安羅替尼+替莫唑胺與佐利替尼兩種方案應該如何選擇？

鄭華教授：蘆康沙妥珠單抗作為ADC類藥物，因分子量較大，血腦屏障穿透能力較弱，對腦轉移或腦膜轉移的控制效果欠佳，此類情況需優先考慮局部治療以控制腦部病變，單純依靠ADC類藥物難以有效控制腦部病灶。

關于后續方案選擇，需結合藥物特性與患者病情綜合判斷：佐利替尼屬于EGFR-TKI類靶向藥物，而患者已發生腺癌向小細胞肺癌的轉化，此時腫瘤通常已對原EGFR-TKI類藥物產生耐藥，佐利替尼發揮療效的可能性較低。安羅替尼聯合替莫唑胺的方案在臨床后線治療中針對性更強，更適配患者當前“腺轉小”且腦部進展的病情特點，因此更傾向于推薦選擇安羅替尼聯合替莫唑胺的治療方案。

結束語

在直播最后，鄭華教授總結道：腺癌向小細胞肺癌轉化這一現象，近年來在臨床領域的關注度日益提升。隨著檢測技術的不斷發展與普及，相關病例的檢出率也逐步增高。目前，在治療方面雖仍存在部分爭議，但整體處于持續探索階段，已有部分治療策略取得了明確且肯定的療效。作為醫生，也希望通過科普等方式，讓更多患者了解這一疾病變化規律及相關診療知識，從而獲得更精準的診療服務。

鄭華 教授

首都醫科大學附屬北京胸科醫院

主任醫師、腫瘤學博士

美國紀念斯隆凱特琳癌癥中心（MSKCC）訪問學者

北京市通州區運河計劃領軍人才

中國老年學和老年醫學學會轉化醫學分會委員

中國醫藥教育協會腫瘤化學治療專業委員會委員

中國醫藥教育協會腹部腫瘤醫學綜合康復分會委員

北京抗癌協會癌癥康復與姑息治療專業委員會青年委員

北京整合醫學學會胸部腫瘤與結核病專業委員會委員

北京腫瘤學會腫瘤緩和醫療專業委員會委員

北京女醫師協會腫瘤專委會委員

從事惡性腫瘤臨床診治及科研工作20余年，擅長為肺癌、胸膜腫瘤和食管惡性腫瘤的綜合治療。

出診時間：

腫瘤門診：周二下午 周五上午

胸膜腫瘤門診：周二下午

食管腫瘤門診：周五上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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