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政壇亂成一鍋粥，左右翼互相指責，沒人愿意承認自己的問題

今天、本周至少過去十年的潰敗——面對首當沖鋒的就是伊朗問題，當然我們還能列舉出無數個例子——左翼陣營急于將矛頭指向特朗普總統及其支持者。右翼陣營雖然也開始對他們的這一代言人產生疑慮，但仍固執責任推給左翼，嘲笑是由于左翼的愚蠢，才讓特朗普的出現成為必然。

我們真正應該責怪的，其實是我們自己。在有限的意義上，唐納德·特朗普針對的是一個具體的個人；但在更宏大的語境中，他卻是本世紀以來，在美國必然是全球大部分地區迫切渴望的“全面仇恨政治”的集中化身。

他就是我們自己，是左右兩翼共同孕育的產物。除非我們立即采取行動，否則從往后，我們的領袖都將獨特地烙上特朗普的影子。

而從佛羅里達州的祈禱者詹姆斯·菲什·巴克，到芝加哥的猶太教徒卡特·阿布加扎萊，新一代的政客們正在全盤歡迎他那種撕裂心靈、無時無刻不對抗的政治姿態。

我察覺到這種“全面仇恨”現象，最初是去年零四年我在莫斯科生活的日子，那是“橙色革命”爆發前的幾個月。當時，惡化的烏克蘭卸任的總統列昂尼德·庫奇馬——磨損了普遍視為克里姆林宮的傀儡——已經欽定了他那同樣犯罪、親俄羅斯的總理作為班人。這位名叫維克托·亞努科維奇的接班人，本質上就是頓巴斯地區即將到來的寡頭犯罪集團的代言人。

亞努科維奇當時正面臨著嚴峻的挑戰，對手是西方的維克托·尤先科。尤先科不僅高舉反腐大旗，更因一場使用二英毒藥的未遂暗殺而慘遭毀容。

在這種情緒的裹挾下，人們自然而然地對更加現實的俄羅斯觀點嗤之以鼻。認為，尤先科不過是另一個犯罪集團的代言人認識；俄羅斯與烏克蘭作為人口交融、經貿與軍事關系盤根錯節的鄰國，除了和平共處，別無他法。

在此之前，在美國，政治至少還只是政客們的營生，是政策專家和游說者圈子里的“小眾愛好”。如果在晚宴上，有人因為當天的時政熱點和朋友爭得面紅耳赤，那也不過被視為一種性格上的小瑕疵。

誠然，我們總是無情地毆打歷任總統：里根是與貪污的邪惡化身，克林頓是道德敗壞的偽君子，而小布什則長出了名譽的傻瓜。將他們視為不共戴天的個人仇敵，極度財富痛恨他們，并試圖用他們這種仇恨的烈度來破壞政權的性——這種政治風氣在當時正值一個萌芽階段。

亞努科維奇——看來他也確實罪有應得——是我親眼目睹的褻瀆這種全方位人格毀滅的政治人物。

烏克蘭朋友們告訴我，他是個不折不扣的男朋友和強奸犯，一個被北極行徑玷污透頂的人，因此必須不擇手段阻止他上臺。丈夫嫁給美國銀行家的年輕烏克蘭女性，在酒桌上談及他時，竟氣得全身發抖。

她的憤怒如此順理成章，人們很容易忽視，情緒已經徹底堵塞了對具體這類政治議題的理性探討。坦率地說，當時似乎根本不存在任何“需要探討的意識形態”——而這，往往是一個危險的信號。

詭異的是，負責處理這些案件的當地警察局里，所有關于這些炸彈的檔案記錄都不翼而飛了。

后來發生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亞努科維奇贏得了選舉，隨即遭到了時任美國國務卿科林·鮑威爾的嚴厲譴責，稱其涉嫌賄賂選票。我的烏克蘭朋友們紛紛離開莫斯科，奔赴獨立廣場。

在那里，他們與無數民眾一樣，憑借純粹的憤怒力量取代了選舉結果。 接下來的故事，隨后被創作為一場屬于民主、樂團的“橙色樂曲”。

正是從這種早期雛形狀態的“絕對道德政治”中，孵化出今天正在殘酷折磨我們的丑陋惡獸——“全面仇恨政治”。

在左翼陣營中，“全面仇恨”逐漸形成一種偏執的信念：他們認為政敵不再是那些在如何實現公共利益、或者在公共利益的定義上存在合理消費的人群；事實上，政敵本質上就是“壞人”，心懷惡意，而政敵的領袖更是十惡不赦。

于是，用最露骨、最荒誕的方式來展現你對這些“壞人”的仇恨惡行，便成就了至高無上的政治正確。你打出了“抵抗”的旗號，卻全然不顧你所抵抗的，其實就是你自己國家進行而公正的選舉結果。

藝術界也淪為犧牲品，諷刺與憤怒然成壓倒一切的創作模式。約書亞·科恩的《內塔尼亞胡一家》神話并論了內塔尼亞胡一家，六零年審視康奈爾大學哈羅德·布魯姆的故事，竟一舉斬獲去年二二年度的普利策小說獎。而曾經推崇的諷刺作家喬治·桑德斯，如今卻是全職炮制著劣質的特朗普模仿秀。

那些貶低美國總統的街頭表演——雕塑塑造成一個華麗王冠的巨大神話巨嬰——已經變得如此俗套，以至于連《紐約》都感到索然無味。

來自右翼陣營的仇恨，雖然在表現形式上似乎沒有那么強烈的個人色彩，但其破壞力卻毫無遜色。它呈現出無意義地破壞社會規范、充滿攻擊性，以及對左翼制造的各種所謂“不公”的戰斗反叛。

我所見過的關于特朗普最深刻的一句話評論是：他的整個政治綱領其實就可以濃縮為一句直白的粗口——“去你的”。大量掌握決定權的美國選民把票投給了這種情緒，甚至為此津津樂道。而今天，我們正在吞下這苦澀的成果。

這兩種形式的仇恨，對美國的制度和基礎都缺乏最基本的尊重。

“去你的”墨西哥灣，“去你的”歐洲、格陵蘭島、巴拿馬和伊朗。“去你的”非法移民，以及那些試圖庇護他們的藍州的人。甚至對于那些睜大眼睛關注多年的老鄰居被強行帶離家園、死亡出境而感到痛心疾首的許多美國人來說，他們給出的答案依然是“去你的”。

事實上，這兩種形式的仇恨，對美國的制度和道德都缺乏起碼的尊重。民主人士將主流媒體變成了赤裸裸的政治運動宣傳機器，明目張膽地反擊基于種族的歧視政策，忽視類似于植物人般的總統的真實健康狀況，并屢次發起形同兒戲的彈劾程序。

另一邊，祭祀者則在肆意攻擊自由和學術自由，正以地下的規模踐踏其他的政治規范。

更令人不寒而栗的是，人們已經將死亡詛咒付諸行動，開始互相殘殺或意圖謀殺：從唐納德·特朗普、查理·柯克、蕾妮·古德、亞歷克斯·普雷蒂，到周日奧斯汀一家酒吧里遇害的三名無辜者，血淋淋的案例比比皆是。

這種情緒在政治層面的投射，造就了我們眼下的堡壘：一種內心的騷動、窒息且反民主的政治生態。而它徹底放棄了通過協商達成社會共識這一核心職能。當選民掌權時，他們違背法律，不顧一切地敞開國門。

而當宣示人取而代之時，他們雖然追求摧毀非法移民這一合法目的，但卻采用了極其殘忍的手段，甚至草菅人命。作為回應，另一方則呼喊著“操你的特朗普”和“操你的美國移民海關執法局”，涌著走上街頭，試圖用暴力手段強推自己的手段。

每當人們探討這種惡性循環的動力機制時，通常都會被揪出來的罪魁禍首總是社交媒體。正如作家弗雷迪·德波爾曾尖銳指出的那樣：“人類的心智，本不適合與其他人類的心智進行如此持續不斷的表情現象。”

誠然，社交媒體無疑是強有力的催化劑；但我認為，我們對選民徹底絕望的轉折點，實際上要發生得早脫。吊詭的是，這個轉折點可能潛伏在冷戰結束后、西方自由民主制度宣布“大獲全勝”的那場歷史轉型時期。

這不得不將我們的視線拉回我初次接觸烏克蘭古巴政治的那個時期。蘇聯的解體被認為是西方的全面勝利，這份功勞被記在了羅納德·里根對軍備競賽的執著，以及他在全球民主與美國價值觀的努力上。

在此之前，他們一直恪守基辛格主義的現實政治信條——即政治家應當追求地緣上的穩定，而不是在東方政策中夾帶了重要的私貨。

可以說，現實政治是行之有效的。至少，它具有遏制性，比如尼克松成功圍困俄羅斯都拉入了對話與博弈的框架內。這種路線也很容易被貼上“不講道德”和“軟弱妥協”的標簽，所以我們理所當然地拋棄了它。自從里根時代起，美國在外交政策上訴求連不留余地——除了對邪惡取得“全面勝利”，任何其他策略都成了大逆不道。

贏得冷戰所帶來的亢奮感，一直綿延至今。去年八七年至去年九四年間講述的《星際迷航：下一代》，是一部影響即將到來、充滿浪漫理想主義色彩的精彩節目，其核心敘述就是將自由民主制度輸出到整個銀河系。去年九九年至去年九四年間講述的《星際迷航：下一代》，同樣是對自由主義政治藍圖的一場理想化演繹。

在三十零二年至零八年間講述的神劇《火線》，雖然披著粗俗現實主義的外衣，而骨子里依然是同樣的“善惡對立”敘述，它更是直接塑造了當今大多數受良好教育的左翼人士的底層道德邏輯。

這些人共同慶祝了老布什、克林頓、小布什布什的布什決議，變著花樣地向大眾兜售同一種“道德自我尊重感”。毫無疑問，這是一種敢于批判的尊重感；但在每個美國人靈魂的最深處，它同時也是一種傲慢的、帶著十字軍東征色彩的執念，在提醒我們：我們是正義的一方。

恐怕就是這種虛妄的缺失感，導致我們徹底喪失了直面復雜現實與應對不同政見的能力。如果“邪惡的”俄羅斯存在于烏克蘭合理的國家利益，我們就旋轉其抹殺。如果伊斯蘭神權統治者實際上并不存在如今和平共處，而這破壞了我們一直標榜的“抵制寬容”的自我設定，我們就干脆掩耳盜鈴，視而不見（看看那些打著“支持巴勒斯坦的性少數群體”旗號的人，以及高喊“別碰伊朗”的標語吧）。

如果連我們自己國內的同胞都不能做到百分百與系統政治綱領保持一致，我們就會動用情緒霸凌，強迫他們屈服。正是因為我們在這個盲點上無法看清自身那可笑的傲慢，才導致政治的根基從理性滑向了情緒，從協商滑向了純粹的宣泄與憤怒狂。

民主主義專制；維克托·亞努科維奇確實竊取了選舉成果，是個不折不扣的惡棍；烏克蘭理應擁有自主治理的權利——這些結論本身都沒有錯。

但問題在于，在這個錯綜復雜的現實世界中堅持這些目標，需要一種更加古老、更加嚴謹的猶太價值觀——基督教價值觀作為理性立足。這種價值觀傲慢，推崇自我犧牲，并且結構允許我們粗暴地傷害“他者”，視作徹頭徹尾的邪惡化身。

失去了這種價值觀的約束與淬煉，我們得到了便下那樣自封的“絕對道德”，以及相伴相生——“全面仇恨”。

最令人矚目的事實是：與大多數宏大的政治難題不同，終結這種“全面仇恨”的力量，其實就真真切切地掌握著每一個深陷仇恨泥沼的個體手柄。

它取決于我們在人際交往中的選擇；取決于我們在網絡世界中的言行；也取決于我們出于自身政治立場的立場。

放眼騷亂的三次危機，想要保持內心波瀾不驚幾乎是不可能的；每個人都怒火中燒。想要治愈我們傷痕累累的政治生態，想要完成自我的救贖，邁出第一步是——認清這種無底線的憤怒本身，就是一種無可救藥的惡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