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掏鳥和“掏鳥”的差距這么大捏

這幾天，福建霞浦縣牙城派出所教導員李某強制猥褻15歲女孩小君一案，引發全網關注。法院一審判處李某有期徒刑2年9個月。

而評論區里，有人翻出了那樁舊案——大學生掏鳥案。

2014年，河南大學生閆嘯天因掏了16只國家二級保護動物燕隼，被判10年6個月。

一個是掏鳥，一個是“掏鳥”——對15歲女孩做了那種事。一個判了十年半，一個判了兩年九個月。

說實話，看到這個對比，我的第一反應不是憤怒，而是困惑。困惑于法律的天平，到底是以什么標準在衡量。

先理清事實。

李某案的事實，令人發指。根據霞浦縣人民法院的判決書，這位派出所教導員以“可能被拘留”為由脅迫15歲的小君，實施了撫摸胸部、生殖器侵入口腔并抽插、射精等行為。DNA證據確鑿：辦公室垃圾桶、警服下擺、藤椅扶手、小君鞋帶，全都有。

小君事后四次離家出走，兩次自殘，至今仍在接受心理治療。

掏鳥案的事實：閆嘯天和朋友在河南輝縣先后獵捕了16只燕隼，屬于國家二級保護動物，部分已死亡。

法院認為，閆嘯天的行為屬于“情節特別嚴重”——根據司法解釋，獵捕隼科動物6只即構成“情節嚴重”，10只即構成“情節特別嚴重”。

于是，10年半。

從法律技術層面看，兩案確實不可簡單類比。強制猥褻罪的法定刑期是5年以下，掏鳥案的法定刑期起點就是10年以上。這是不同法條、不同罪名、不同量刑規則的產物。

但問題是，法律之外，還有常識。

常識告訴我們：對一個15歲女孩實施性侵，和掏鳥窩，哪個社會危害性更大？

常識告訴我們：利用公權力身份脅迫未成年人，和非法獵捕野生動物，哪個更挑戰社會底線？

常識告訴我們：讓一個女孩終身活在陰影里，和讓幾只隼死在窩里，哪個更值得嚴懲？

說老實話，再珍貴的鳥關我鳥事，而再普通的人，卻關我的事……

我不是說掏鳥案判重了。恰恰相反，保護野生動物，嚴懲不貸，沒毛病。

我是說，對15歲女孩“掏鳥”的案子，判得太輕了。

法院的量刑邏輯是：犯罪對象為未成年人，從重；利用職務便利，從重；手段惡劣，從重；認罪認罰，從輕。綜合下來，2年9個月。

這個邏輯，從法律條文上看，自洽。但從社會常識上看，荒唐。

2年9個月，是一個女孩，從15歲到18歲，從初中到成年，一輩子都走不出來的噩夢。

而施害者，2年9個月后就可以出來。

有人說，認罪認罰可以從輕。可問題是，DNA鐵證如山，不認罪認罰又能怎樣？

有人說，已經“從重處罰”了。可問題是，在5年以下的區間里，從重到2年9個月，到底“重”在哪里？

2020年，王振華案引發輿論海嘯。當年就有聰明人呼吁修改《刑法》第237條，最終促成了刑法修正案（十一）的出臺，也就是所謂的“王振華條款”。

修正案增加了“猥褻手段惡劣或者其他惡劣情節”可以判處5年以上有期徒刑的規定。

那么問題來了：一個派出所教導員，在辦公室，利用職權，脅迫15歲少女，實施口腔、生殖器接觸并射精——這算不算“手段惡劣”？

一審法院認為不算。它把“手段惡劣”只作為酌情從重情節，而不是升格法定刑的情節。

這個認定，值得商榷。

更值得商榷的是，我們到底在用什么樣的標準衡量刑罰的輕重。

掏鳥案當年引發巨大爭議，原因在于民眾樸素的正義感與法律的專業判斷之間產生了沖突。

現在，這種沖突再次上演。民眾無法理解，為什么掏鳥窩比性侵兒童判得還重。

法律是專業的，但法律不是冰冷的。量刑是技術活，但量刑不能脫離社會常識。保護野生動物很重要，但保護未成年人更重要。

如果一個國家二級保護動物值10年，那么一個15歲女孩的尊嚴值多少年？

這個問題，不需要法律專家回答。每一個有良知的普通人，心里都有答案。

目前，小君的父親已向霞浦縣檢察院申請抗訴。檢察院正在審查。如果抗訴成功，案件將進入二審。

希望二審法院，能給這個“掏鳥”的家伙一個真正的“從重處罰”。

也希望我們的法律，能給所有像小君一樣的孩子，一個值得信賴的答案。

畢竟，法律保護的不只是鳥，還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