語文課本里，女孩能把自己想象成誰？ | 重新遇見語文課?

童年時候欽慕的榜樣，常常能塑造我們對世界的理解。我們“重新理解語文課”專欄的作者彪老師，對此深有體會。

小時候寫作文，她很喜歡寫王昭君，因為覺得，王昭君和她在語文課本上看到過的很多女性都不一樣：她是美人，但不只是美人；她有傳奇色彩，也和家國大義聯系在一起。對一個小女孩來說，這樣的女性形象天然有一種吸引力。王昭君仿佛站在宮廷、邊塞、民族關系與歷史風云的交匯處，令人遐想。

彪老師說，當時她并不清楚什么叫“歷史主體”，“和親”也很難被講述成蕩氣回腸的英雄故事，但她愿意相信，王昭君不是只供人欣賞、感嘆、憐惜的女性，而是一個仿佛站在歷史拐彎處的命運掌控者。

彪老師對王昭君沉迷式的崇拜，和現在的小女孩喜歡扮演《冰雪奇緣》里的艾莎，其實沒有本質區別。在某種意義上，我們欽慕和崇拜的榜樣或是偶像，也是我們理想自我的投射。做了老師之后，彪老師再去回味這段經歷，有一件事讓她感到遺憾：在她當時接受的的語文與歷史教育里，能讓女孩產生這種投射和想象的女性形象，似乎還是比較有限的。畢竟，對于男孩子來說，語文書、歷史書里，有太多同性榜樣。他們可以是出將入相的人物，是變法圖強的志士，是寫下千古文章的大文豪……歷史與傳奇，似乎天然向他們敞開，以便男生們在書里“認祖歸宗”。可對女生來說，能真正激發她們忍不住把自己偷偷代入進去的課本中的女性，實在少之又少。

如今，距離彪老師念書的事后已經過了許久。當今的語文課本，會如何講述女性的故事？作為人生的重要啟蒙，通過語文書，女孩能把自己想象成誰？身份轉換后，彪老師與她的學生一起，開啟了新的思考。而她思考的起點，正是語文和歷史課本中的另一位傳奇女性“秋瑾”。

女孩，請選擇你的“英雄”

如果翻一翻現在的語文教材，你會發現各種美好的、偉大的、杰出女性形象已經比十幾年前豐富了不少。最熟悉也是最常見的，是被回憶、被贊美、被敘述的女性。《阿長與〈山海經〉》《回憶我的母親》《秋天的懷念》等文章中塑造了大量典型的“中國式母親”形象。她們善良、樸實、能干，也富于奉獻，像某種默默支撐生活和他人的力量。這樣的女性讓許多課文有了溫度和人情味，作家真摯細致的講述也讓這些文章喚醒了孩子們對于家人的情感共鳴，在潛移默化中進行了愛的情感教育。只是，這類女性更多承擔的是美德、照料、維系和感召。女孩子讀這些文章時，想到的也是自己的母親，而不是未來的自己。

教材里還有另一類女性：她們不再是被懷念的奉獻者，而是知識、教育、成長經驗的承擔者。《美麗的顏色》里的居里夫人，讓女性與科學、實驗、發現聯系在一起；《再塑生命的人》中，海倫·凱勒寫自己的老師莎莉文，呈現出一種非常珍貴的女性之間的引領與塑造；《往事依依》里，于漪老師則以“我”的身份回望自己的求學經歷，讓女性以閱讀者、成長者、思考者的面目出現。她們不是家庭敘事中的陪襯，而是與知識、教育、精神成長發生直接關系的人。但這些文章作為女孩子們成長的參考樣本，依然具有局限性：她們值得尊敬、值得學習，卻不太帶有冒犯性，不太直接挑戰既有秩序；她們更多呈現的是成就、教化和精神塑造，卻極少涉及她們在時代和社會結構中具體遭遇了什么阻力，她們是否有憤怒和反抗；她們的價值被清晰地看見了，作為女性的處境卻沒有被充分展開。

《木蘭詩》當然是更特殊的女性文本。木蘭代父從軍，馳騁沙場，早已成為一代代學生熟悉的女性英雄形象。她證明了女性同樣可以承擔家國、建立功業，也證明了“英雄”并不天然只屬于男性。在這個意義上，她當然極其重要。只是仔細想來，木蘭進入歷史的起點，仍然深深扎根于家庭倫理之中：她替父從軍，是為了回應家庭責任，也因此獲得了跨出閨閣、進入宏大敘事的正當性。她當然完成了一次驚人的越界，但這次越界最終仍被敘事妥帖地安放在“忠孝兩全”的安全框架里。我們在課堂上贊揚木蘭“愿馳千里足，送兒還故鄉”的選擇，盛贊她的“不慕名利”，卻很少指出“退回家庭”是女性沒有政治空間的必然結果。由此可知，木蘭的故事背后有太多不可深究的、浪漫的、懸浮的“空白”，很難成為女孩子們當下的人生指南。

電影《花木蘭》（2020）劇照。

如果再往前追一步，還會發現另一個同樣值得留意的問題：進入教材的女性作者，究竟是以怎樣的作品被我們認識的？這些年，女性作者當然并未缺席。宗璞的《紫藤蘿瀑布》、冰心的《荷葉·母親》、于漪的《往事依依》、海倫·凱勒的《再塑生命的人》、林徽因的《你是人間的四月天》、畢淑敏的《精神的三間小屋》……她們寫自然，寫親情，寫記憶，寫成長，也寫心靈的建構與精神的安頓。她們當然不是沉默的，更不是邊緣的。

但把這些篇目和教材中的許多男性作者作品放在一起看，差異還是會慢慢顯出來。男性作者往往更自然地以“我”的姿態直接談處境、談志向、談判斷、談時代，仿佛“我來發言”“我來立論”“我來解釋世界”是一種本能。相比之下，女性作者當然也有“我”，但她們進入教材時，更常先以抒情、回憶、親情、成長、審美感受的面目被認識，她們更尖銳、更復雜、更帶鋒芒的一面，往往沒有被優先看見。

是的，初中語文教材并不缺女性形象，也不缺女作家作品。女孩在課本里可以看到溫暖的女性、杰出的女性、成長中的女性，甚至英雄女性。真正相對稀缺的，是那種以女性自己的聲音，直接表達處境、判斷、抱負與反抗的文本。也正因如此，秋瑾《滿江紅》的意義才顯得格外突出。她不僅作為一個女性形象進入教材，更是以女性自己的聲音進入教材。她不存在于別人筆下，不存在于他人的贊美和懷念之中，而是自己開口說話，自己命名痛苦，自己表達不甘，自己把個人處境與時代命運聯系起來。

也許這樣的女性形象，這樣的女性作品，會在女孩子們心里激起波瀾。女孩們，這是屬于你們的“英雌”。

電影《競雄女俠秋瑾》劇照。

秋瑾如何講述自己的人生？

秋瑾從小最常問父母的一句話便是“為什么男孩可以，女孩不可以”。好在家庭開明，秋瑾從小和兄長一起接受教育，讀史書，善騎馬擊劍，直到那一年，她和很多閨中女子一樣，走進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

丈夫是富商之子，性格溫吞，沒什么才華志向，兩人原本也相安無事。但日子久了，秋瑾越來越難以忍受少奶奶的金色囚籠。后來，丈夫捐了官職，秋瑾隨丈夫一同入京就職。原本就有大胸懷的秋瑾在時代的秋風中受到思想的沖擊，決定走出深宅大院，于是有了《滿江紅》。

滿江紅

秋瑾

小住京華，早又是中秋佳節。為籬下黃花開遍，秋容如拭。四面歌殘終破楚，八年風味徒思浙。苦將儂強派作蛾眉，殊未屑！

身不得，男兒列；心卻比，男兒烈。算平生肝膽，因人常熱。俗子胸襟誰識我？英雄末路當磨折。莽紅塵何處覓知音？青衫濕。

講《滿江紅》之前，我把秋瑾的姓名字號都寫在了黑板上：

秋瑾璿卿競雄鑒湖女俠

“大家覺得這些稱謂哪些是父母起的，哪些是秋瑾自己起的呢？”

學生想了想，說“競雄”和“鑒湖女俠”肯定是自己起的，體現了她自己的抱負。

“璿卿嘛，應該是父母起的，因為聽起來挺文靜的。秋瑾肯定是父母起的了，名字嘛！”

我說，大家基本猜對了。但準確來講，“秋瑾”并不是父母起的，秋瑾原名“秋閨瑾”，是她自己不喜歡“閨”字，所以改名為“秋瑾”。

“大家再看看這首詞，哪些句子和她的名字表達了相近的意思？”

很快學生就能發現，“身不得，男兒列；心卻比，男兒烈”，正是“競雄”的豪情。

秋瑾自號“鑒湖女俠”，什么叫“俠”？金庸說，俠之大者，為國為民。“算平生肝膽，因人常熱”，正是“女俠”的胸襟。

電影《競雄女俠秋瑾》劇照。

“之前我們講過，舊時代的女子往往是沒有名字的，她們是XX氏，或者XX嫂。魯迅小說中就寫了很多沒有名字的女性，比如以夫為名的祥林嫂，繼承了上一個保姆名字的阿長，也有子君這樣有名字的反例，因為她是覺醒者，雖然這很痛苦。”

秋瑾，競雄，鑒湖女俠。她有自己的名字，她為自己命名。從“秋閨瑾”到“秋瑾”，她走出閨房，去向更大的世界。

這首詞，是老師們公認的不好講，學生背起來也特別痛苦。除了表達方式上有些艱澀，同學們感覺這首詞前后的關系好像不太連續，也不是典型的“上片寫景下片抒情”的作詞邏輯。但如果你結合創作背景來讀，就會捕捉到本詞的“情感邏輯”。于是我在講解本詞的時候，補全了秋瑾的“內心活動”。你會發現，整首詞打破了上下片的結構限制，感情一涌而下，不可阻斷。

彪老師供圖。

出走之后，又怎樣？

課上，我給學生放了一個混剪視頻，里邊有《紅樓夢》里的探春，《庭院里的女人》中的愛蓮，《出走的決心》中的李紅。

探春說：“我但凡是個男人，我早走了，立一番事業，自有我的道理”；

愛蓮說：“我伺候你二十四年了，夠了！”；

李紅說：“我早該走了！以后，你別再指使我干任何事了！”

這些片段有一個共同的主題，就是“出走”。從舊家庭的桎梏中出走，從深宅大院中出走，從柴米油鹽中出走，走向更大的天地。《滿江紅》背后，也是一個關于女性出走的故事。那么，秋瑾出走后怎樣？

秋瑾出走的故事，發生在秋天。

1903年中秋，她寫下《滿江紅》，那時“出走的決心”還在詞里激蕩。

1904年，她離開家庭，東渡日本留學，在東京補習日文，參加留學生大會和各類同鄉、革命團體活動，個人的不甘開始真正轉化為一種公共理想。

1905年，日本方面出臺《清國留學生取締規則》，激起留日學生反對，秋瑾在爭論最激烈時拔刀斥責退讓者。那些后來寫進教科書的人物，當年其實都站在同一場時代風雨里，只是每個人選擇了不同的道路。

更重要的是，秋瑾出走之后，并沒有只是把自己活成一個“傳奇人物”，而是立刻開始為更多女性發聲。1907年1月14日，她在上海創辦《中國女報》。這份報紙的意義，不只在于“由女性創辦”，更在于它把婦女解放和民族革命直接聯系在了一起。她在《發刊詞》中說，要“結二萬萬大團體于一致，通全國女界聲息于朝夕”，又說辦報宗旨在于“開通風氣，提倡女學，聯感情，結團體”。到這時，《滿江紅》里那個準備出走的女性，已經變成了一個公開向全國女性發言的人。她不再只是說“我要走”，而是在說：姐妹們，我們要一起走。

由此來看，《滿江紅》并不是一首抒發情緒的詞，而更像一份人生提綱。詞里寫“苦將儂強派作蛾眉，殊未屑”，后來她真的離開了舊家庭；詞里寫“身不得，男兒列；心卻比，男兒烈”，后來她真的走進了革命青年云集的時代中心；詞里寫“算平生肝膽，因人常熱”，后來她真的去辦報、演說、組織、聯絡，試圖把個人命運和更多女性、更多國人的命運連在一起。

1907年2月，她回到浙江，接任紹興大通學堂督辦，與徐錫麟等人籌劃皖浙起義，大通學堂也逐漸成為浙江革命的重要據點。7月6日，徐錫麟在安慶起義失敗；7月13日，清兵包圍大通學堂，秋瑾被捕；她堅不吐供，僅書一“秋”字，表示“僅我秋瑾一人”之意。隨后又提筆寫下“秋風秋雨愁煞人”以對，個人生命落幕之時，她僅能聽到家國的風雨。

7月15日，秋瑾在紹興軒亭口就義。不知那一刻，她是否會想起當年出發時，那個秋高氣爽的早晨。

彪老師供圖。

秋瑾與魯迅

講完秋瑾的《滿江紅》，學生記筆記時有一句“即將走上革命道路的彷徨”。

學生嘀咕了一句：魯迅是不是有本小說集叫《彷徨》？

我嗯了一聲。

另一個學生又嘀咕：還有一本叫《吶喊》？

我靈感突現，說：是呀，其實《滿江紅》里是不是也同時有“吶喊”和“彷徨”呢？面對女性的社會處境，她直抒胸臆表達不甘；而走出家庭，面對茫茫天地，她又不知前路何在，知音何處。因此，吶喊與彷徨不只是魯迅的感受，秋瑾的體驗，而是許多在迷茫中探尋的有志之士的共同情緒。

這樣的聯想并不只是課堂上的巧合。秋瑾與魯迅，原本就活在同一場歷史風雨里。他們是紹興同鄉，也都身處晚清留日青年激蕩不安的時代現場。現有研究與回憶都表明，他們至少曾在東京留學生活動中同時出現；周作人還記述過，魯迅曾向他描述秋瑾在爭論激烈時將刀擲于桌上的情景。換句話說，秋瑾并不是魯迅后來從書本上才認識的烈士，而是他曾親眼看見過、并留下深刻印象的時代人物。

所以，魯迅后來寫《藥》，就格外耐人尋味。秋瑾殉難后，魯迅回到紹興，曾多次憑吊她的墓；辛亥革命后，又曾呼吁“為秋女俠報仇”。到1919年，《藥》發表，小說中的夏瑜普遍被視為以秋瑾為核心原型、兼及晚清革命者的一種文學化變形：名字上“夏”對“秋”，“瑜”對“瑾”；死亡時間上，秋瑾犧牲于夏天，夏瑜的生命則結束在秋天。連墳上那只“花環”，魯迅都在《〈吶喊〉自序》里承認，是自己“不恤用了曲筆”平空添上的。這個細節尤其動人。因為《藥》并不只是寫革命者之死，更是在寫一個先行者如何被庸眾誤解、被舊社會吞噬；而那只花環，則像是魯迅隔著十二年的時間，遲遲獻上的一份悼念。

如今去紹興旅行，魯迅故里是熱門景點，走路十多分鐘便可到達秋瑾故居。相比于魯迅故里的潑天流量，秋瑾故居門庭冷落。就連秋瑾故居的文創店里，賣的也多是魯迅周邊。我在不多的秋瑾文創中選了一個“讀書擊劍”印章圖案的冰箱貼，這個印章讓我想起在北京魯博看到魯迅的印章，刻的是“戎馬書生”。兩個印章放在一起看，幾乎像一組互文：他們都不是只愿做書齋里的人，也都曾想把書生意氣和時代風云接通。它們仿佛都在說明，魯迅和秋瑾原本并不只是課本上彼此隔開的兩個名字，而是從同一個風雨飄搖的時代出發，也都曾想把讀書人的筆和時代的刀劍握在一起。只是后來，一個更多選擇了以文學解剖國民性，一個更決絕地走向了革命現場。他們帶著近乎相似的自我期待，最終走出了兩條不同的道路，也成就了兩種不同的人生。

圖：秋瑾的臥室兼書房。彪老師攝。

哪些女性曾經影響了秋瑾？

以前講秋瑾，很容易把她講成一個前無古人后無來者的女性形象。的確，這樣一位天資卓異、性情剛烈的“狠人”，幾百年也難出第二位。后來去秋瑾故居，看到一些關于她家庭成員的介紹，才更真切地意識到，她并不是憑空長成今天課本里的樣子的。她從小見到過一些不一樣的女性，也被這些女性悄悄塑造。

秋瑾的母親是她的第一位啟蒙老師。秋母“能詩文”，對秋瑾的教育“嚴厲而慈祥”。也就是說，秋瑾最早接觸到的，并不是一個只會料理家務、沉默退讓的女性形象，而是一個能文、能教、有判斷、有要求的母親。她后來之所以有超出一般閨閣女兒的見地和追求，并不只是個人天賦，也和母親早年的啟蒙分不開。一個女孩最早看到什么樣的女性，真的會影響她后來如何理解“女人可以成為什么樣的人”。

更讓我觸動的是她的嫂子張淳芝。這位長嫂“能文善詩”，與秋瑾“姑嫂間親情甚篤，常以詩文唱和”；更重要的是，她深明大義，在經濟上積極資助秋瑾從事革命，常常變賣金銀玉器等飾物以應急，甚至典當秋家家傳畫冊。這樣的女性，在傳統敘事里常常是容易被忽略的。她不像秋瑾那樣站在前臺，不像烈士那樣留下最醒目的名字，但她同樣在為一種新的女性生活方式托底。她支持秋瑾，不只是支持一個親人，更是在支持一種不同于舊日賢妻良母模板的女性選擇：女人不僅可以守成，也可以成全另一個女人去闖蕩、去冒險、去改寫命運。

原來，一個“秋瑾”背后，有無數個春夏秋冬的女性的影響。

在這樣的女性榜樣影響下的秋瑾，對歷史上的女性人物也格外關注。而謝道韞正是其中極重要的一位。通常學生提到謝道韞，首先想到的是“未若柳絮因風起”的詠絮才情；但對秋瑾來說，謝道韞的意義顯然不止于“聰明”“會寫詩”。她寫“可憐謝道韞，不嫁鮑參軍”，表面是替古人抱憾，實則是借古人自況：一方面，她看見的是一個才華卓絕的女子被錯配于不相稱的婚姻之中，那種“天壤王郎”的失望，與她自己的婚姻痛感正好互相照亮；另一方面，她真正認同的，也不只是謝道韞的才氣，而是她在亂世中的膽力與氣概。夏曉虹老師指出，在秋瑾筆下，謝道韞不僅是才女的代稱，更是她“借以自許、許人”的女性范型；而《晉書》中謝道韞臨亂抽刀、舉措自若的形象，也使生性豪俠的秋瑾對她更添親近。也就是說，秋瑾從謝道韞身上看到的，不是一個供人贊嘆的古代美才女，而是一種兼具才情、見識、膽魄和不屈的女性可能。

圖：《中國女報》第一期。

如果說謝道韞代表的是秋瑾在歷史深處尋找的“偶像”，那么吳芝瑛則代表她在現實中真正遇見的“同路人”。從相對封閉的湖南小城來到人才薈萃的京城，得以結識居家左近的吳芝瑛，是秋瑾一生之大幸。吳芝瑛出身名門，家學深厚，工詩賦、善書法，見重當世，名動京城；更重要的是，她不只是一個才女，而是一個已經進入京城文化與社交中心的女性。秋瑾與她由莫逆之交到結拜姐妹，正是在她的引領之下，擴大了社交圈，接觸到更多京中新派名士、女界人物、女學活動與公共討論。之后，秋瑾回國后在上海創辦《中國女報》，吳芝瑛曾給予支持；秋瑾遇害后，她又與徐自華一起奔走營葬，親書“鑒湖女俠秋瑾之墓”墓碑。換句話說，吳芝瑛之于秋瑾，不只是惺惺相惜的朋友，更像一座橋：她讓秋瑾從“有才情的閨秀”更快地走向“有公共聲名與行動空間的女性”。吳芝瑛字紫英，別號“萬柳夫人”，這一名號本身也說明她并非默默無聞的閨閣人物，而是當時頗有才名與文化能見度的女性。

由此可見，秋瑾并不是孤零零地站出來的。她看向歷史，有謝道韞這樣的女性先聲；看向身邊，有開明的母親和長嫂的引導；看向前路，有萬柳夫人吳芝瑛這樣的現實同道。這里可以糾正學生的一個誤解。讀到“身不得，男兒列；心卻比，男兒烈”，有學生會下意識覺得：她是不是在看不起女性？是不是覺得只有像男人一樣才有價值？梳理秋瑾的成長歷程便知，她一直在尋找心目中的女性榜樣來幫助自己處理自己的人生課題。實際上秋瑾不屑的，從來不是“女性”的性別，而是“女性”的處境，她一邊拒絕那種狹窄的女性命運，一邊又拼命從母親、嫂子、吳芝瑛、謝道韞等女性身上尋找力量。她不是在逃離女性性別，而是在重建女性處境。

圖：教科書中“未屑”注釋的變化。

也正因如此，我越來越相信，在女性成長過程中，同性榜樣的作用需要被更加重視。很多道理，男孩在書里早就能反復遇見：立功、立言、立德，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幾乎處處都有同性前輩在示范。可女孩若長期只能在課本和現實里看到女性如何溫柔、如何奉獻、如何成全別人，她就很難想象自己也可以有雄心、有判斷、有肝膽，也可以把筆和命運都握在手里。榜樣之所以重要，不只是因為她的成就讓人敬佩，而是因為她撕開自己的痛苦和掙扎，這種生命體驗的分享本身也是一種珍貴的教育。

最后，以秋瑾在《中國女報》發刊辭中的一段話結束本篇：

吾今欲結二萬萬大團體于一致，通全國女界聲息于朝夕，為女界之總機關，使我女子生機活潑，精神奮飛，絕塵而奔，以速進于大光明之世界；為醒獅之前驅，為文明之先導，為迷津筏，為暗室燈，使我中國女界中放一光明燦爛之異彩，使全球人種，驚心奪目，拍手而歡呼。無量愿力，請以此報創。吾愿與同胞共勉之！

——《中國女報》發刊辭

作者/彪老師

編輯/劉亞光 張婷

校對/李立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