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不清方向時，如何決策？

內容來源：2026年1月18日，在珠海舉辦的筆記俠蘇德超西哲坊03期【世界與空性——洞穿眼前的現象迷霧】內容筆記。

分享嘉賓：蘇德超，武漢大學哲學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筆記俠PPE書院創始顧問、西方哲學模塊全程授課導師。

責編| 賈寧排版| 拾零

第 9470篇深度好文：6682字 | 17 分鐘閱讀

商業趨勢

筆記君說：

你身邊有沒有這樣的人？

看了無數報告，分析頭頭是道，每次決策卻總是踩錯點。不是他不夠聰明，而是他掉進了一個認知陷阱——以為自己看的是市場，其實看的是“自己想看到的市場”。

兩百多年前，康德就揭開了這個謎底：人類永遠看不清世界的本來面目。我們戴著一副“認知眼鏡”，從戴上那天就再沒摘下來過。你以為你在客觀分析，其實你只是在解讀眼鏡過濾后的“現象”。

在筆記俠PPE西哲坊03期的課堂上，蘇德超教授會告訴你：為什么那些精準的預測模型總在失效？為什么拼多多沒去優化搜索，反而靠“砍一刀”殺出重圍？更重要的是，當真相永遠看不清，企業家該怎么下注？

希望今天的內容，對你有所啟發。

一、一場毀滅性危機

1.20世紀20年代，美國大蕭條

在講康德之前，我們先看一次毀滅性的金融危機，它間接引起了第二次世界大戰。

上個世紀20年代，一戰硝煙散盡，汽車、收音機、電氣化這些新技術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普及到千家萬戶，一片繁榮。美國股市就像被施了魔法，每天都在創造新的財富神話，從華爾街的銀行家到工廠的普通工人，幾乎每個人都堅信美國已經找到了永久繁榮的密鑰。

當時最著名的經濟學家歐文·費雪在1929年10月斷言：“股票價格已經達到了看起來永久性的高點。”是高點，還是永久性的，我們還會往上走，這是當時所有人都愿意相信的。

從1919年美國股市上漲到1929年達到頂峰，到1929年10月24日（周四）以及五天后的10月29日（周一），黑色星期四和黑色星期一，一切戛然而止，股市崩盤，財富在幾小時內蒸發了。

注意，財富蒸發和水的蒸發不一樣，有本質區別：水的蒸發不是減法，只是轉移；股市的財富蒸發就是減法，這世界上就沒了，完全不一樣。

曾經人聲鼎沸的交易所依然人聲鼎沸，但充滿了尖叫和哭泣。人們沖向銀行擠兌，恐慌像瘟疫一樣蔓延，工廠倒閉，失業率飆升，曾經繁華的街道被拍賣長隊、領救濟面包的人群占領，繁榮盛世變成人間地獄。

2.20世紀四大經濟流派

危機剛開始時，古典經濟學認為不要害怕，這是市場的自我進化功能，不是什么災害，災難是你自己想的，它只是股市下跌而已。

它為什么要下跌呢？因為投機泡沫破裂了，人們以前都投機，把過多的錢投進去，對吧？現在泡沫破了，股票所代表的實際價值，它的第一性質支撐不了那種股票價格，大家看破了之后就阻礙了市場出清，供需出清被阻礙了。

這是經濟體在排毒，就像人生病本質上是在排毒，這是對的，確實是在排毒。他說所以我們應該怎么辦呢？啥事都不要管，政府不要干預。你這個時候要縮減開支，等待市場自己恢復平衡，古典經濟學是這么看的。

所以胡佛政府的財政部長梅隆就說讓市場自行清理體系中的問題，不要去管它，沒有什么災難，很快就會漲回來。

然后，信奉不干預政策的胡佛政府眼睜睜看著美國一步步滑向深淵，失業率一度高達20%-25%，古典經濟學承諾的自動復蘇也沒有到來。

羅斯福上臺之后，開始采取凱恩斯主義的羅斯福新政，搞救濟，修建了胡佛大壩等一系列公共工程。

凱恩斯主義建立了社會保障體系，對政府來說，它有極強的欲望相信凱恩斯主義，因為錢在他手上，他干事才會有錢，事干得越多，他越有錢，政府力量越大。

二戰之后，凱恩斯主義取得壓倒性勝利，成為西方近30年的主流經濟思想，各國紛紛開始政府干預和財政刺激。

但是20世紀70年代的時候，西方國家普遍陷入滯脹，經濟停滯又通貨膨脹，這個時候大家就開始相信凱恩斯主義不能包治百病。

2000年金融危機之后，各個國家的凱恩斯主義復興，同時實行了量化寬松的貨幣政策。這個時候奧地利學派也重新崛起，他們認為自己才完美解釋了這場危機。

2000年金融危機是什么？這場危機說明初期低利率以及后期量化寬松都會帶來非常嚴重的后果。

那么我們通過這些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看到，任何理論都不是真理，都只是看問題的一個模型、一種視角。

所以，我們看到的不是真相，而是對真相的解釋。包括那些拿到諾貝爾獎的經濟學家都不是，他們只是看見了現象，沒有看見真相。

為什么我們看不見真相？真相就是“物自體”。

物自體是什么？是“thing in itself”，是事物在它自身之中跟我們沒有發生關系的時候的樣子。

這話可能讓你覺得奇怪：事物如果沒跟我發生關系，我當然看不見了，這很正常。

而且康德想說的是，我們原則上就看不見。

二、康德哲學對商業的啟發

1.為什么說“我們從來沒有真正活在世界上”？

康德認為“物自體”是我們的一個假設：自在之物，這個外部世界，不是我們意識之外的世界，是個假設。而且它刺激我們的認知主體，這些刺激被我們感覺到了。

感覺到之后，我們有一些先天的出廠設置，我們是自帶底層操作程序的。康德把這個底層操作已經找到了，他說我們第一個操作程序是感性。我們的感性是我們的接受能力，相當于傳感器，感性并不創造什么，它只是被動的接受。

那么在被動接受的時候，它通過什么接受？時間和空間。

康德認為時間、空間并不是世界的本質，而是我們戴的一副眼鏡，我們一生下來就戴上了，再也取不下來了。我們因為戴上了這個眼鏡，所以我們不得不通過眼睛去看世界，所以我們不得不說我們看見的所有東西都有時間和空間。

外部世界，就是物自體刺激我們的感官，我們先用時間和空間把它接住，接住之后它們就是時間和空間中的東西了。

從康德的角度來看，我們所有的活動都在現象界，你以為你在跟世界打交道？沒有，你在跟現象世界、現象界打交道。當你跟現象界打交道的時候，你在跟你作用的結果打交道。這些感性和知性我們不需要調動，它自發的就起作用，自己已經在起作用。

你睜眼一看，你的所有的意識已經開始下判斷，為什么有時候會有無名怒火，因為就好像電腦程序一樣，你打開電腦已經自啟動了，它有比較底層的程序，比較高層的APP需要你調用，底層的根本不需要你調用，這是系統啟動的一部分，已經啟動了。

那么當我們得到現象的時候，都只是一些區別、一些差別、一些區分。但我們知道我們關于現象界，我們有三個非常獨特的東西：一個是我，一個是世界，還有一個就是上帝。

這三個東西怎么得到的？

作為現象界整體的世界，就叫物理宇宙。宇宙是個整體，我們是整體的一部分，你看見這個整體了嗎？沒看見。你看的時候，整體就分裂成兩個？觀看者和被看者。

那你為什么相信？怎么就相信了？

康德就在這里解釋了，他說我們為什么要相信我存在，是因為我們做我們的現象觀察以及所有思考，最后都有一個主體，那就是我。這個我不在觀察和思考之中，我們可以推論出它的存在。應該有一個絕對的穩定的主體，那應該就是“我”，所以我是個假設，不是個事實。

而且康德告訴我們，你從你所觀察到的任何一個地方出發，你窮盡它的條件得到的是同一個世界，同一個整體。這個我們通過想象構造出來的外在整體就是世界，而“我”是一個內在的整體，因為我是我所有思維觀念的承載者，世界是所有外在條件的整體，都是我假設出來的。

我們假設了之后有什么好處？我就不糾結了，也不分裂了，我是一個假設，世界是一個假設。內外整理放在一起，就可以推論出上帝的存在。上帝的存在也是一個假設。

這些假設就是理性的三大理念，通過把理性的三大理念放到前面的現象界，分散的一句一句的話就變成了一個現象界的整體，這就是康德的哲學。它有一個非常大的轉變，同時跟現代自然科學也符合得非常好。

通過康德我們發現：我們活在現象里，我們從來沒有真正的活在世界里。

2.所有的市場分析只是市場的“現象”

在康德這里，我們得到的啟發就是：也許我們所有的市場分析都不是市場的物自體，不是市場本身，而是我們看到的市場現象，是我們看到的結果。

你學了很多東西之后，你會發現所有的哲學家、經濟學家，他們其實在說同一回事，在說同一個道理。

這就相當于你聽交響樂，你怎么聽交響樂？你首先得把主旋律學會，主旋律分清楚的時候，交響樂就很好聽。主旋律沒學會，你聽到的都是亂糟糟的，其他聲部都只是對主旋律的某種回應。

這么想就非常簡單，人類最偉大的地方就是我們可以化簡。我們不是足夠復雜，論復雜程度，世界是最復雜的，但我們可以簡單，大道至簡。

最早的互聯網電商不就是搜索購物嗎？你想買什么，搜一下馬上出來了。

那后來為什么會出現拼多多呢？我們得回過頭去想一想，拼多多沒有去優化搜索功能和購物車功能，而是引出了全新的打法：社交拼團游戲化，砍一刀。

黃崢和他的團隊做的是繞開對市場現象的所有過度分析，對真相的過度追求。真相沒那么重要，所有的真相都是現象，所有的現象都是我的資源池。

他轉而進行了一次交互實驗，他們假設如果購物融進了社交和游戲會發生什么？他根本沒問現在市場是不是飽和了，他問的是假設我把社交和游戲融進去購物，會發生什么？

這是一種新的交互方式，相當于有了一個新的知性范疇，它重新用新的方式去切割市場。一切割果然就砍出一大塊肉來，得到了一個融進了性價比、娛樂和社交裂變的龐大市場。

拼多多不是預知了未來，而是通過交互創造了未來。

這就是我對拼多多為什么能夠成功的一個分析。

三、怎樣構建“交互實驗型”組織文化

1.從“確定性規劃”到“可能性探索”

我們在戰略上要許可從確定性的規劃到可能性探索，傳統的規劃可能是制定一份精確的行軍地圖，你今天打哪里，明天打哪里，后天打哪里。

但方向的把握者不是方向的引領者，方向是模模糊糊的，就相當于你在駕校開車。保留否定權的是駕校那個教練，看見要撞了他就踩一腳，你沒撞上的時候他就不管，好像他不存在一樣。

華為的任正非懂技術嗎？肯定不懂。懂財務嗎？好像也不太懂。

馬云懂技術嗎？不懂。懂財務嗎？也不太懂。

但他們有一種交互實驗型的組織文化，大膽去試，強調預測控制達成預定目標。一個偉大的初創創始人可以讓組織迅速崛起，但一旦崛起之后，如果很難有創新，就完了。

那么，變革的方向是什么？

第一，設立非共識預算。

非共識專門用于那些跟主流市場分析相悖，看似不合理，但有顛覆性潛力的交付實驗，比如說Google著名的“20%時間”，這20%時間你就干一些沒有用，但可能石破天驚的事情。失敗就失敗了，無所謂。

一個偉大的企業必須要有冗余度，要有預判力。

第二，就是改變戰略語言。

不要說預測市場在三年后會達到300億或者3000億規模，要說我們有一個假設，假如用戶通過什么方式進行交互，可能會創造全新市場，然后用最小成本去驗證這個假設。

要這么說，一下子就有行動路線了，不會冒進。3億、300億你肯定全投進去了，說話本身就要提醒這只是假設，既然是假設，需要用最小成本試錯、驗證。

第三，領導者的角色要轉變。

CEO和高管不是首席決策官，而是首席實驗官，主要工作是“做實驗”。

雷軍一直在創業，同時作為投資人極其成功。可以說他一直保持筆記俠書院價值觀之一的“少年感”。少年總是敢于創新，敢于實踐，敢于冒險。

少年最大的優點是他什么也沒有，所以他擁有一切，因為時間在他手上，時間是最寶貴的財富。

我們永遠要保持青春少年感，它不是事實，而是一種感覺。

2.組織上“敏捷”：從“重型坦克”到“偵察小隊”

康德第二個提醒就是組織上要敏捷，不要搞什么重裝坦克部隊，偵察小組就夠了。你要跟市場發生交互，要最小成本試錯。

我們的一個想法，從提出到執行需要層層審批，早就錯過了最佳時機。并且為了通過審批，想法本身也會修剪得面目全非，要通過各層審核。

而且很多時候，所有人都認為是“好想法”的，那可能就不是個“好想法”。經過極其艱難的說服工作才通過的，那可能是個好想法。

第一，建立“MVP工場”(Minimum Viable Product Factory)。

組織需要具備快速將交互想法轉化為一個“最小可行產品”并投入真實市場進行測試的能力。我們不要去看市場，我們看不清，我們需要不斷地嘗試。

第二，數據設施的變革。

數據系統不僅僅服務于生成宏觀的報告，更要能夠支持微觀的AB測試。像我們在抖音發視頻的標題，他會同時放幾個，半個小時、一個小時跑完之后，哪個標題點擊率多，就固定成這個標題，讓市場去做選擇，不要自己去做選擇。

字節跳動最早的產品是今日頭條，當年能快速崛起，是因為它改變了傳統新聞網站的策略。

新聞網站是編輯替讀者做選擇。而今日頭條的編輯根本不做選擇，直接投放市場，誰點擊率高就推薦誰，讓市場來做選擇，這非常了不起。

編輯替市場做選擇，就是康德之前的哲學，認為自己已經了解真相了，其實根本不了解。那不如就讓真相來做選擇，這也是康德哲學的一種運用。

第三，從“懲罰失敗”到“獎勵學習”。

另外文化上也要寬容，從懲罰失敗到獎勵學習，當然不要獎勵失敗，這沒有任何意義。

獎勵學習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起到獎勵失敗的效果，這時不要說他是個失敗者，而要說他是個學習者。這樣，整個企業的文化一下子就變了，鼓勵大家不斷地更新，這才能冒一些稀奇古怪的想法。

在交付實驗的文化中，失敗是寶貴的，因為它提供了一次與物質體、與市場本身互動的真實數據，排除了一個錯誤方向。

所有的錯誤都是有價值的，科學本身就是不斷排除錯誤，沒有任何實驗是白做的，你的錯誤本身也是人類進步的一部分，那些對的人只是他碰巧進步了。

所以要鼓勵失敗，要公開慶祝有價值的失敗。那種設計精良、執行迅速但失敗的實驗，可以創立最佳失敗獎、最快驗證獎。

有個很好的想法，不管對錯，用極其低的成本，越來越低的成本，很快就證明了，恭喜你，你企業非常有活力。我們要降低失敗的成本，從這個角度去優化失敗，但不要害怕失敗。

第四，要建立失敗的知識庫。

每次交付實驗，無論成功、失敗，它的過程、數據、結論、反思都要被記錄下來，形成集體記憶和機構記憶。

新員工進來開始就要讓他學這些東西，他就成為組織的一員，一定要形成機構記憶，一個好的組織要有這個東西。

第五，要重新定義優秀員工。

最優秀的員工不是那個總是寫出最完美報告的分析師，而是那個不斷地提出新假設，推動新交付，并且能夠從結果中迅速學習的實踐者，能夠把失敗的成本降到最低的那個人。

因為成功是偶然，失敗才是大概率，所以我們要盡量控制失敗的成本。

康德物自體、自在之物帶給我們的啟示是：看不清，不可能看清楚，因為根本就看不清楚，從來就沒看清楚，沒有誰看清楚。

要相信這一點，最重要的不是看，而是做，要摸著石頭過河。

這個世界你必須從事實出發，而且我們也看不清事實，所以我們要不斷的跟事實發生交流。業績不是看出來的，是做出來的。

結語

蘇德超教授為大家詳細拆解了康德的哲學思想，告訴我們：你永遠看不清市場的真相，但這不影響你做成生意。

所以，我們以后別迷信那些“我看準了”的人，也別迷戀那些算得清清楚楚的規劃。真正的高手，不是看得最準的那個，而是試得最快的那個。他們知道所有分析都是假設，唯一能信的是跟市場交手后的真實反饋。

以后的企業，要一群敢試錯的人，用最小成本去碰那個看不見的市場。失敗了就快點兒學，學完了記下來，下次避開同一個坑。

其實，康德的哲學繞了兩百多年，落到商業世界就一句話：別只是看只是想，要走出去，撞一撞才知道墻在哪兒。

我們深嵌于一個政治、經濟、科技、哲學都在經歷持續變革和深刻重塑的復雜社會與商業系統之中。

在前所未有的復雜系統性變革中，我們需要的是理解世界底層的“元能力”。

面向AI新時代，筆記俠PPE（哲學、政治學與經濟學）課程，正是為理解這樣的復雜系統而生：理解國際貿易與經濟政策、理解國際政治與治理模式、理解全球技術與科技范式、理解AI哲學和科技經濟、理解文明進程與哲學意義。

這是第五代企業家應有的一套“操作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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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武漢大學哲學學院博士生導師、武漢大學歐美宗教研究所所長蘇德超教授，將作為西方哲學模塊的全程授課導師，帶領同學們追尋真理與決策的依據，從而在AI時代找到不確定里的致勝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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